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苏培科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在目前明确推出国有企业划转国有股权补充社保基金的新办法，对提高老百姓的信心和免除后顾之忧至关重要，也是解决新时代新矛盾的重要举措，一旦新的划转机制理顺后，相信未来国有股权划转的比例还会进一步提升。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哲学,著有《社会认识论导论》等
绿色GDP绩效评估在生态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野下，依据“绿色GDP”概念的科学内涵，选取绿色GDP的绩效评估指标，开展数据采集和结果分析，可以有效实现对全国各地绿色发展路径的精准指引，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从多个层面重塑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形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旧金山湾区、东京首都圈的经验都表明，当互联互通、公共资源均等化和人才自由流动实现之后，城市群中的卫星城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会大幅度快于中心城。战后东京市人口快速增长，而无规划的发展、恶化的生活环境和交通状况逐渐成为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首都圈建成区内工业等限制法》在1959年通过，限制东京市区内新工厂和大学的建设。1965年起，得益于高效的铁路网和政府规划，周边卫星城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东京。
张二震
南京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开放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戴翔
南京审计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全球价值链与中国产业发展
十九大报告指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由于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开放的经济体系，而且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引领，因此，“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方向。
唐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细读《方案》，发现这项措施包括三重含义：其一，改革涉及的国有资本的层次包括中央和地方，涉及的对象包括企业和金融机构，涉及的产权方式有国有和国有控股，涉及的企业规模包括大型和中型——涉及范围甚广。其二，划转的比例统一规定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划转标准明确。其三，按照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老规矩，改革从试点做起，年内便要落实部分中央企业和省份进行试点——改革行动迅速。
韩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研究领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等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要持之以恒地改善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条件，进一步编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续写人类反贫困事业的新篇章，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陈昌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我国经济在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风险防控和国际地位提升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经济运行的机制、格局呈现出新气象，经济增长焕发出新活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性增强，与全球经济互动显现出新的局面，正在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出现了重大变化。
刘利刚
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
一个低风险的金融改革审慎排序的政策应该是先放开国内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向外资开放，在国内金融市场提升效率，有一定深度和广度，以及有抵御风险和大幅资本流动的能力后，再逐渐开放一些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从而实现资本账户的可兑换。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中国房地产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房地产本身的问题，而是城市体制问题，是城市化模式问题。本书（《未来三十年2——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有关于中国城市化模式弊端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房地产病只是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个反映而已。
吴军
著名自然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硅谷风险投资人
今天大多数人已经接受我们开始进入智能时代这个事实，并且在考虑将来如何在这个充满机会、不确定性甚至是危机的时代生存。当机器可以逐步取代人，更多更好地完成原本必须由人才能完成的事情，诸如组装产品、开车、分析文档、写作、诊断疾病和交易证券的时候，大家不禁要问，未来人类的出路在哪里？
基辛格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任何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若要持久，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它必须反映两条真理：第一，没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时的鼓噪得以维持，最终也会制造出反对自己的力量；第二，没有一个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会有自由，即使有也难以长久。
杨华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袁松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行政包干制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充分调动和整合党政部门的资源，可以推动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超常规治理。在行政包干制中，县级党委通过党委会议的形式，将县域范围内那些重要的、行政科层制难以胜任的治理事务转化为政治任务，改变治理事务的性质，并对党政部门进行结构整合、资源聚集与功能重组，以完成政治任务，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较好地改变县域经济社会面貌。
翁鸣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一般性供给侧改革，也不等同于单纯的结构性调整，而是从生产端、供给端入手，采用综合配套改革的办法，破解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促进供给体系和结构优化，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这项改革必然涉及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发展和开放，储蓄、投资和建设，我们已经形成了水平已然不低的生产力。然而，相对于此，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及其扩大居民消费支付能力较弱。矛盾已经从过去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广大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转变成了广大居民低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跟不上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因此，供给侧的技术进步、结构转型和提质增效，一定要有同时满足增加就业、加大劳动创造财富参与度、提高广大就业和创业者收入水平这样的功能。
赖瑞和
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研究领域:唐代官僚体系、唐代的物质文明和日常生活、唐朝与东西方的交流、西方汉学、中国书目学
相权来自君权；信任是整个权力的基础。宰相是一种使职，是一种皇帝亲自任命合意者的命官方式，有相当程度的弹性和随意性，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事官制，并无严谨的制度规章可言。皇帝和宰相的私密与信任关系，便决定了这位宰相的权力，他的任期长短，甚至他的最后命运：光荣退场，还是被贬，被赐死？
肯尼思•汤普森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威尔逊政府管理和外交事务学院教授,创立并领导了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著有《国际思想大师》等
一国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及其与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决定着它的安全课题。为了确保其地位，一国必须把维护和改善其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