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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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
著名自然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硅谷风险投资人
今天大多数人已经接受我们开始进入智能时代这个事实，并且在考虑将来如何在这个充满机会、不确定性甚至是危机的时代生存。当机器可以逐步取代人，更多更好地完成原本必须由人才能完成的事情，诸如组装产品、开车、分析文档、写作、诊断疾病和交易证券的时候，大家不禁要问，未来人类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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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任何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若要持久，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它必须反映两条真理：第一，没有自由的秩序即使靠一时的鼓噪得以维持，最终也会制造出反对自己的力量；第二，没有一个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会有自由，即使有也难以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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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袁松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行政包干制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充分调动和整合党政部门的资源，可以推动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超常规治理。在行政包干制中，县级党委通过党委会议的形式，将县域范围内那些重要的、行政科层制难以胜任的治理事务转化为政治任务，改变治理事务的性质，并对党政部门进行结构整合、资源聚集与功能重组，以完成政治任务，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较好地改变县域经济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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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鸣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是一般性供给侧改革，也不等同于单纯的结构性调整，而是从生产端、供给端入手，采用综合配套改革的办法，破解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促进供给体系和结构优化，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这项改革必然涉及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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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发展和开放，储蓄、投资和建设，我们已经形成了水平已然不低的生产力。然而，相对于此，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及其扩大居民消费支付能力较弱。矛盾已经从过去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广大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转变成了广大居民低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跟不上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因此，供给侧的技术进步、结构转型和提质增效，一定要有同时满足增加就业、加大劳动创造财富参与度、提高广大就业和创业者收入水平这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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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瑞和
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研究领域:唐代官僚体系、唐代的物质文明和日常生活、唐朝与东西方的交流、西方汉学、中国书目学
相权来自君权；信任是整个权力的基础。宰相是一种使职，是一种皇帝亲自任命合意者的命官方式，有相当程度的弹性和随意性，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事官制，并无严谨的制度规章可言。皇帝和宰相的私密与信任关系，便决定了这位宰相的权力，他的任期长短，甚至他的最后命运：光荣退场，还是被贬，被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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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汤普森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威尔逊政府管理和外交事务学院教授,创立并领导了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著有《国际思想大师》等
一国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及其与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决定着它的安全课题。为了确保其地位，一国必须把维护和改善其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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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凌
山东社科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编审
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历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上的飞跃，都要回到源头去寻找力量，发出新的光辉；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如果说传承是一种历史责任的话，那么创新更是一种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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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洁人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涂越
同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尽管有些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小自我意识弱往往在遭到性侵时还懵懂不自知，但随着他们慢慢懂事，儿时的经历可能造成其一生的心理阴影，当他们无法走出噩梦就会有一些极端行为，比如自杀。可悲的是，性侵案件的官方曝光率仅只有8%。而对更多的父母而言，如何预防孩子遭受性侵犯？如何在遭遇受害后依法维权？当孩子遭受侵犯时又该如何依法寻求救济？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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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竞悦
神华集团研究院战略研究人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能源与环境政策、公法与规制
曹魏的衰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治理的固有危机，那就是无法彻底地解决官僚系统所追求的专业化、忠诚度、高效率与实际中的世袭化、私人化、无序化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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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执行局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现代流通、现代商业等方面的研究。
中美两国要想真正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必须从找到中美利益交汇点，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上下工夫。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美之间的贸易2016年是5196亿美元，按照单一国家来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交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中美制造业完全可以互补，甚至可以互换。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中美之间也有利益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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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刑法学,著有《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等
刑事司法上对于防卫性质的认定总是习惯于事后“算经济账”，错误理解不法侵害，轻易认定互殴，最终大多朝着否定正当防卫的方向做出判决。这种人为压缩正当防卫成立空间的司法异化现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极其复杂，但更多地与实务上将利益衡量原理简单化、缺乏规范评价理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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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大数据战略课题组
我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面临的挑战：一是数据权属不清晰，数据流通和利用混乱。二是数据爆炸式增长与数据有效利用矛盾突出。三是企业与政府数据双向共享机制缺乏。四是发展一哄而上，存在过度竞争倾向。五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要着力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实现网络强国的目标，需要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统筹推动国家大数据战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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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成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研究领域:法理学、比较法、社会理论、宪法学
伴随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民事权利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民法需要新的“人法”理论来重新定义法律人格和法律行为等概念，这将深刻改变传统的所有权、契约和侵权理论。近代民法典运动围绕自然人法律人格的构建，通过物的稀缺性的构造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今天，工业革命以来围绕有形物构建的民法秩序正向围绕信息构建的民法秩序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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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
博士、北京工友之家
“新工人文化”这个词组，伴随着中国近3亿打工群体的诞生和衍化而出现，伴随着打工群体在生存中挣扎、在发展中创造，而对打工群体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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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大学杰出教授
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存续的70年中，总是既有一定程度的领导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今天，美国的优势有些不如当年，而世界则变得更加复杂，至关重要的事情仍将是美国与他国合作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然而，与中国崛起构成的威胁相比，对这种领导作用的更大威胁可能来自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政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