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永凌
山东社科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编审
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历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上的飞跃，都要回到源头去寻找力量，发出新的光辉；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如果说传承是一种历史责任的话，那么创新更是一种时代责任。
胡洁人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涂越
同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尽管有些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小自我意识弱往往在遭到性侵时还懵懂不自知，但随着他们慢慢懂事，儿时的经历可能造成其一生的心理阴影，当他们无法走出噩梦就会有一些极端行为，比如自杀。可悲的是，性侵案件的官方曝光率仅只有8%。而对更多的父母而言，如何预防孩子遭受性侵犯？如何在遭遇受害后依法维权？当孩子遭受侵犯时又该如何依法寻求救济？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
毕竞悦
神华集团研究院战略研究人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领域:能源与环境政策、公法与规制
曹魏的衰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治理的固有危机，那就是无法彻底地解决官僚系统所追求的专业化、忠诚度、高效率与实际中的世袭化、私人化、无序化之间的矛盾。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执行局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现代流通、现代商业等方面的研究。
中美两国要想真正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必须从找到中美利益交汇点，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上下工夫。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美之间的贸易2016年是5196亿美元，按照单一国家来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交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中美制造业完全可以互补，甚至可以互换。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中美之间也有利益交汇点。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刑法学,著有《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等
刑事司法上对于防卫性质的认定总是习惯于事后“算经济账”，错误理解不法侵害，轻易认定互殴，最终大多朝着否定正当防卫的方向做出判决。这种人为压缩正当防卫成立空间的司法异化现象之所以出现，原因极其复杂，但更多地与实务上将利益衡量原理简单化、缺乏规范评价理念有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大数据战略课题组
我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面临的挑战：一是数据权属不清晰，数据流通和利用混乱。二是数据爆炸式增长与数据有效利用矛盾突出。三是企业与政府数据双向共享机制缺乏。四是发展一哄而上，存在过度竞争倾向。五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要着力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实现网络强国的目标，需要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统筹推动国家大数据战略落实。
余成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研究领域:法理学、比较法、社会理论、宪法学
伴随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民事权利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民法需要新的“人法”理论来重新定义法律人格和法律行为等概念，这将深刻改变传统的所有权、契约和侵权理论。近代民法典运动围绕自然人法律人格的构建，通过物的稀缺性的构造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今天，工业革命以来围绕有形物构建的民法秩序正向围绕信息构建的民法秩序全面转型。
吕途
博士、北京工友之家
“新工人文化”这个词组，伴随着中国近3亿打工群体的诞生和衍化而出现，伴随着打工群体在生存中挣扎、在发展中创造，而对打工群体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大学杰出教授
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存续的70年中，总是既有一定程度的领导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今天，美国的优势有些不如当年，而世界则变得更加复杂，至关重要的事情仍将是美国与他国合作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然而，与中国崛起构成的威胁相比，对这种领导作用的更大威胁可能来自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政治。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独立董事
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三种力量推动，包括：第一，人的偏好的变化。随着收入上升、年龄增长，人的偏好会发生变化。第二，技术的冲击。所有需求的满足都是用技术去组织实现，技术冲击是影响现代经济社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变量。第三，技术、偏好、资源禀赋、历史以及一些未知因素所导致的动态比较优势及其演化。
李其名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黄薛兵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近年来，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4G技术的成熟，网络直播受到越来越多青年网民的追捧，形成了“全民直播”的媒介奇观，至今热度不减。为了理解“全民直播”特殊的时代意义和青年人的网络文化实践，文章从亚文化的视角切入，运用参与式观察、在线民族志等方法，分析了新媒介背景下由“全民直播”引发的诸多青年亚文化症候，并对“全民直播”的文化价值进行了深入反思。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会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反过来基金会的发展又有力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文明，提升社会文明的程度。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倡导先进理念和先进价值，有助于推动社会创新，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有助于扩大公民的社会参与，有助于改善社会治理，有助于增强社会公信力，有助于培育公民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有助于提升个人的修养和素质。
涂永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由于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明显，外部溢出效应纵横交错，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效力面临新的挑战，不确定性加大。人民币加入SDR后，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官方施压、投机攻击屡见不鲜。为了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应该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中美政策协调为重点，加大对人民币利率的微调和预调管理，避免短期资本异常流出，减轻美元加息政策的负面影响。
黄靖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访问研究员
接二连三的幼儿悲剧可以说反映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在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领域，无论国家，市场还是社会，能够提供良好日托（Day care）的服务机构实在是太少了。后单位时代中国学前教育服务体系的探索也是刚刚起步，而在制度建设一片模糊的0-3岁的日托和幼托领域，值得公共政策研究者慎重探究的问题更多。
黄海洲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师、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联席主管
从公司财务层面观察，成功的科技创新型公司都是通过大量发行股票而发展良好。应用公司财务理论来分析国家的资本结构可以得到一系列新成果。具体而言，一个国家发行的主权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票，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债务，通货膨胀源于公司财务理论的稀释成本。在国家层面，其股票（货币）发行得越多，面临的破产风险就越小；其股票(货币)被国际资本市场越高估（本币汇率升值），则应该发行越多的股票（货币）换取越多的外汇储备。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独立董事
把货币看作权益的这个想法肯定值得深入研究。如果我们从微观的交易角度来看问题，会发现中央银行的负债怎么看都不像微观的债务，因为中央银行没有约定的还本期限和还款利率，也不给持有人定期付息。把它看成一种权益，相对来讲应该是更朴素、更自然的想法，因为它跟权益资本具有更多的类似性，例如不需要约定还债和还利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来吸收损失（比如财政赤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非常值得注意的想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