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主任
中美两国就两国经贸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其中透露出的两国放弃“贸易战式”争端解决方案的信息让全球都松了一口气。中方为满足自身人民需求和高质量经济发展、同时减少对美贸易差额，会积极增加进口，主要是围绕美国能源和农产品以及其他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讨论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合作；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双向投资，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只要善加利用以上有利条件，中美之间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红利，从而造福两国以及世界人民。
俞可平
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以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治理领域的改革为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主治理的崭新变化以及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而且可以发现，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
吴晓林
政治学博士,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经具有普遍性, 且较为深刻地改变了既有治理格局;相反, 中国大陆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一定局限。从结构上来看, 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呈现出“以半官方‘里组织’、社区发展协会和官方力量为主体的‘三角形’结构”, 显示出“去代理化”的治理过程;中国大陆总体上仍然借助体制内力量, 形成街道办与居委会两端膨胀的“沙漏形”结构, 显现出“代理化”的治理过程。
李晓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涟漪对此文亦有贡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17年9月底，中国家庭部门贷款已达39.1万亿元。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家庭债务的绝对总量还未达到极端状态，但其增长速度较快，给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了隐患，逐渐成为政府及各部门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去杠杆创造有利条件。可以说，去杠杆政策已经成为我国营造良好金融环境的一项关键内容。
何伟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兼高级研究员
中美贸易谈判只可能在三个条件下取得成功。首先是有共同措施。如果双方通过对话和谈判采取共同措施管控分歧，同时寻求新的合作机会，两国贸易关系就会稳定。其次是有共同基础。所有重大问题只能依照共同的标准和规则（或WTO规则）来解决。如果双方都承认WTO相关规则是共同的标准，中美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第三是有平等地位。中国和美国在谈判中是平等的。各方都应该有一个出于平等尊重的清单，而不是一味威胁对方。
哈继铭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投资和出口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极大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但是消费相对比较疲软，经济增长不平衡、不充分。消费是支撑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所在。扩大进口既是形成全面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有助于满足广大百姓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尤其在能源和农产品领域，资源禀赋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比较优势，因而中国有很大的扩大进口的空间。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是2018年至2020年这三年间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也是未来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方向之一。在短期甚至中期内看到央行重新放开货币信贷的闸门，是概率极低的事情。2018年年内，基准存贷款利率可能不升不降，央行在流动性管理方面可能略微积极一点。如果金融监管新规的落地导致市场流动性重新趋紧，不排除央行再度实施普惠式定向降准1至2次的可能性。
徐雨衡
清华大学《清华法学》编辑部主任、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
法律浓缩了社会的基本底线共识，蕴含着诸多不能触动的价值观念。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运用法治手段才能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与法治都是动态的，二者都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改革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进行，法治也要回应改革的成果。通过不断试错与纠错的改革过程，获得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能体现广大群众根本利益、最接近社会共识的方案，最终将其转化为法律。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西方必须接受自身相对衰落，或者发动一场极不道德且可能带来毁灭的斗争来阻止这一趋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实。因此，西方人首先需要考虑崛起大国中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尤其是中国很可能将崛起为遥遥领先的全球最大经济体。我们需要评估和评判中国领导者的看法。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朝韩领导人会晤以及金正恩与蓬佩奥握手言欢的笑容犹存，朝鲜便中止了计划于5月16日举行的南北高级别会晤，并且提醒美国要考虑一下6月12日将举行的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计划如期举行“特金会”。为什么半岛局势一日三变呢？核心还是美朝在会晤之前面临着“承诺难题”，越是临近会晤，彼此之间的猜疑会更大，毕竟所有重大的外交谈判都是在时间的高压之下完成的。
潘修华
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先进典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开始分化，社会利益诉求趋于多样化。社会需要发展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与传递诉求信号。出于对发展经济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双重考虑，国家选择性地发展了与经济建设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但是这种选择性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结构，对政治稳定形成了新的威胁。面对这种新情况，须在法治的条件下，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推动为弱势群体代言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以消解社会利益表达结构失衡带来的政治风险，更好地维护政治稳定。
顾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从事社会政策、社会选择理论、治理与发展、医疗卫生政策、非营利组织和发展主义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大多数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从社会医疗保险的设立起步。社会医疗保险是一种多元付费者体系，其内在固有的缺陷是碎片化，既有欠公平，也有损效率。去碎片化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政府强化给付结构的管制，为所有参保者提供一个平等的基本医疗服务保障；二是推动从社会医疗保险向全民公费医疗（即单一付费者体系）的转型。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走上了第一条道路，也有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可是，无论是原生的还是后来引入的，全民公费医疗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和治理能力孱弱而无法满足民众对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的需求。发展中国家医保的去碎片化，依然任重道远。
陈美球
江西农业大学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中心教授
改革宅基地制度、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农村，不仅仅是农民“安居乐业”的朴实需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需要。而宅基地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村民的基本居住保障、土地资产盘活与利益分配、人口的聚集与村庄布局调整、生活基础设施的配建等诸多内容，在具体改革中，必须抓住重点，处理好其中的5对关系，更好地推进改革。
姚树荣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指标交易是增减挂钩政策内在市场逻辑与计划管理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具有客观必然性。指标交易对农民与村庄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积极影响是主要方面。对于消极影响，不宜一概而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除了内在机制导致的消极影响难以克服外，其他消极影响均可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监管、跟进配套等举措予以化解。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青年是做梦的年龄，也是打造梦想的最佳时期。如果说对我们的民族来说，“中国梦”的提出和打造将为其腾飞提供新的历史机遇，那么实现这一国家愿景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则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辛勤努力和全心付出。中国青年应该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相结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重塑我们的灵魂及能够与之媲美的价值观。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法学评论》主编,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社会科学学部分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现行宪法第5次修改和监察体制改革以后，我们在宪法领域要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是关于党政机构合署合并改革的问题。这个问题十九大已经做了部署，十九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在历经多年的行政机构大部制改革之后，党中央逐步将改革的重点从单一的政府建制的优化转移到党政机构合署合并的方向上来，旨在深化机构改革的进程，加强和改善党和国家的能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