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丰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上亿的中国家庭仅有一个孩子。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而且是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人口老化，即家庭结构被扭曲的老化，一代独生子女为照顾年老父母的苦恼和千千万万父母孤独晚年的老化。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也将为中国社会需要继续的各项改革——从就业、医疗、养老，技术创新到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和社会服务施加压力。
韦大乐
国家发改委基建物业管理中心
要做到真脱贫、脱真贫， 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从贫困的角度出发， 一分为二，从两个方面发力：内因——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外因——切实营造扶贫良好环境，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对扶贫脱贫工作的成败发挥重要作用。
冯 奎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在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雄安质量”居于核心的突出位置，是雄安新区发展的一条主线。从长远来看，雄安新区将要形成内容丰富、科学规范的雄安质量体系。仅就当前的规划纲要来看，雄安质量主要表现在发展目标、城市规划、建设开发安排等方面。雄安新区承载着时代发展的使命，雄安质量所包含的理念、方向、模式， 实实在在， 既可远观，更可近观、近学。持续关注雄安质量，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
郭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伤敌八百，自损一千”式的政策不该成为两国的优先选项，全面而长期的贸易摩擦应当避免。但根据此次联合声明，认为中美关系从此一帆风顺显得过于乐观。考虑到两国在全球利益格局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美两国之间局部、短期的贸易摩擦仍将持续且反复发生，甚至不排除特朗普态度的“意外”反转。
荀玉根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所长助理,博士
李影
海通证券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由大到强的新时代，近几年我国经济中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政策和产业也有很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与美国198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将从宏观经济、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等角度将我国与1980年代美国做出对比，本文是系列报告第一篇，重点从宏观经济和产业角度展开分析。
吉迪恩•拉赫曼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就在几周前，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还猜测他可能因为对朝外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但现在美国总统已突然取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的峰会。这一备受期待的会议落空，将再次引发世人担忧朝鲜半岛爆发冲突。
陈功
安邦咨询[ANBOUND]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贸易战本来就是一个生意上输赢的事情，从道理上来看，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可问题是在国际社会上基本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而在美国则大家都在讲中国人怎么赚了不该赚的钱。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
绿色金融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对发展绿色金融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就是要因地制宜探索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创新，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有效路径和可靠模式。绿色改革试点要紧紧围绕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政府引导下，运用市场化手段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节能、环保、绿色减排项目，使绿色经济发展真正获得有效金融支持，探索出一条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和新旧发展动能转换，启动新的增长点。
张建平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西亚非洲所所长
沈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累累硕果，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经济奇迹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上。中国40年来的经济发展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已经找到一条完整的经济发展新道路。中国需要正确对待自身在改革开放4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并在新时代加快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从而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彭莹莹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依赖基于共同目标的协商与共识，但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是一个系统的中国化的过程。“政府治理”的相关研究代表了学者们的初步思考，从理论上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对全能主义政府进行反思，“治理评估”则是自下而上地依据中国治理实践分析如何转变政府的具体职能，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思考的补充；“国家治理”则是在思考政府如何转变角色之后，根据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明确政府这一主体在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主要地位, 在构建有效的有限政府的前提下, 同时构建一个强社会。
庞大鹏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总起来看，俄罗斯外交在新的政治周期内很大程度上会管控与西方矛盾，将俄美关系稳定在可控的对立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任何国家而言，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都是重要的外交原则。从根本上说，旷日持久的经济落后将对国家主权形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压缩俄罗斯在外交领域合纵连横的空间。
刘奇
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
中国已经有过三次城镇化浪潮，第一次在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兴邦建城，史料记载约有八九百个城镇；第二次在宋代，工商业发达，史书中可以见到名字的市镇多达3600多个；第三次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这次城镇化浪潮发展到今天，特色小镇应运而生，这是基层的乘势而为，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是城镇化浪潮顺应时代需求的必然结果。我们近期赴甘肃、黑龙江、河南、浙江、山西、吉林、广东等省就特色小镇建设问题进行实地考察，以期窥斑见豹。
寇大伟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5年,中央编办确认河北省为设立行政审批局改革试点省份。2016年,河北省共建立33个行政审批局试点。2017年底,已经实现了在全省范围内行政审批局市县全覆盖。河北省行政审批局改革成效显著,大大提高了行政审批的质量与效率。未来,应着力解决行政审批局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过后危机时期多年下行调整后，2016-17年中国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小幅回升，今年前几个月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显示中国宏观经济具有基本面优势条件与增长韧性。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增长内在潜力有序释放仍受到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制约，国际经贸与金融环境存在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巩固宏观经济企稳回升走势并推动形成内生增长新景气局面仍面临不少困难。在肯定宏观经济积极向好条件同时，也需适当关注稳中酿变因素并防范可能出现稳中生变局面。
宋洪远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二级研究员
发端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历程。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不仅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农村改革的创新实践，不仅为我国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为世界一些国家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詹姆斯·诺尔特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全球贸易体系，其隐性基础是主要贸易大国——最重要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唐纳德·德朗普的当选颠覆了这个假定，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挑战是多么具有根本性。它是贸易和国际关系两个有缺陷的片面理论之间的一场冲突，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考虑全球贸易体系中存在着强大而集中的私人企业力量这个基本事实。我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t）思路可以填补两种领会全球化的不当方法的缺口。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