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Homi Kharas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全球经济与发展计划副主任
Julie Biau
布鲁金斯学会
有关非洲发展的讨论的中心，正在渐渐向金融、规划的实施方式和结果责任制转变。已经参与到“非洲共同立场”中的国家应该就此着手建立自己的地区发展监督和责任追索制度，在国家层面设定金融和实施规划的战略目标。
范和生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
19世纪末，拉美地区主要国家开始卷入现代化浪潮。在经历剧烈的政治变革后，拉美地区政局基本稳定，但传统政党的衰落、政府官员的腐败以及民主“疲劳”严重制约政治民主化进程；快速人口城市化及其伴随的城市人口膨胀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拉美国家经济社会转型面临巨大危机。
Doug Bandow
美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不论怎样的恋情，就算美好时光已然黯淡，热恋情侣已同陌路，人们也总是不甘心就此放手挥别过去。国家相处也是如此。尤以美国为例，不论时势如何变幻，美国都不愿放弃其数十年来努力拉拢的任何盟友。越是疏淡的关系越要不遗余力巩固扩大。
王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德国学徒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宏观层面的社会管制式市场治理模式为学徒制奠定了匹配的制度环境。劳动共同体模式和去商品化的社会保护成为学徒制有效作用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些制度安排的达成可追溯到工业化时期，当时围绕学徒制而发生的利益政治是建构学徒制转型演化轨迹的社会原因。
Mwangi S.Kimenyi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高级研究员
奥巴马的非洲之行必须整合美国以往碎片化的对非政策，突出双边合作。在这个基础上，反恐合作和通过私人企业投资支持非洲一体化进程应该是美国政策的主轴。最后，美国必须将对非政策的关注点向“后2015发展议程”转移，主导整合世界多方力量支持非洲在2015年之后的发展。
魏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随着俄罗斯能源政策的转型，特别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迫使俄罗斯通过制定法律和规划等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俄罗斯发展可再生能源条件的改善，也使中俄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逐步展开。中俄可再生能源在各自国家的健康发展是合作的基础，同时还须注意合作的长期性、合作的先后顺序及合作方式等问题。
王玉柱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世界经济研究所成员、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成员
后危机时代上海吸收外资总量并未出现显著下滑,但在外资来源地、外资流入的产业构成、外资流入增速的地区比较方面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上海经济转型和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层次问题。上海作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外资流入结构变化也体现了我国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中遇到的困境。
刘明兴
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教授
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在改革过程中，既要防止利益集团以意识形态为借口来阻碍改革并让中国丧失改革的时机，也要防止改革中的浪漫主义，用“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去推动改革，防止直接照搬所谓“国际最佳实践菜单”的教科书式改革逻辑。
安东尼诺·维拉弗兰卡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副主任及欧洲项目主管
中国必须提高国内消费占比，为国外投资者持续提供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完善通信基础设施，在国内安全问题和企业通讯需求方面寻求平衡。继续加强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确保投资者权益。加快国企改革，建立更加市场化的信贷体系。
蔡鹏鸿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成员、上海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东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特别是东亚地区合作机制、海上安全和合作问题
作为构建全方位对外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进入规划落实倒计时。为推动丝路建设，中国政府牵头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注资400亿美元启动了“丝路基金”，或许还有更多的项目昭示天下，要与亚欧非国家共享发展机遇,沿线许多国家大多表达了积极参与的态度。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
农村“空巢社会”的出现并不等同于农村“空心化”。来自皖东T村的经验表明，农村流动力流动产生了影响资源和物品的配置效率以及留守人群的福利等负面效应，这主要是由流动者的不确定预期影响机制、社会阻隔机制和惯性作用机制等造成的。
赵聚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相比传统城中村高度异质化的社会结构，新式城中村集中安置的居住空间特点及区位劣势导致其社会结构的同质化程度非常高。上述居住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特征在邻里效应的作用下，有可能被固化为群体的空间身份标签，最终诱发居住隔离。而居住隔离的萌发则会进一步强化邻里效应，使这一群体从被标签化走向整体的被边缘化。
鞠维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博士后
欧盟在当前的环境下应该仔细考虑被中国“战略边缘化”危险性，中国主动向欧洲的大门靠近，并且将中东欧国家纳入到邻国外交政策之中，这对欧盟来说是加强中欧合作关系的战略机遇。
包道格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院长、2002年-2006年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2006年-2008年摩根大通副主席
唐家婕
新浪国际
在经济上（指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处理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我会给A的评价，表现不错。但在落实改革方案，我会给B，不是因为上层领导不愿意执行，而是我看到系统内有许多阻力仍需要克服。
福田慎一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专业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国际金融、金融,著作有《日本的长期金融》、《金融论——市场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等
能否从扩大化的超量化宽松金融政策中走出来且避免受到重大的副作用影响，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呢？在迈向长期的健全财政之艰险路途上，能否维持国债市场的信任并顺利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呢？安倍经济学的真正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
顾辉
安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近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趋缓，优势阶层和底层的封闭性增加，社会结构出现了固化趋势。网络等媒体频繁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等热词，一定程度上反应这种趋势。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