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大公报》特邀评论员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
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并非虚言。事实上，在过去几年，若干调查说明中国游客的素质确实是在逐步提高。历史角度讲，这也符合其他国家的情况。
赵昌会
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
围绕亚投行的力量角逐，鲜明地呈现出无序世界的新秩序轮廓。亚投行的交锋将留下深深的足迹。西方在反省。世界在巨变。亚洲在崛起。中国回归领导型的世界强国地位，道路坎坷，前程漫漫。但中国拥有坚如磐石的信心和万众一心的干劲，而这种信心和干劲，拜赐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李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卫生经济学、卫生服务管理、老年经济学、社会保障、经济增长理论
张墨宁
《南风窗》记者
我认为可以参照的就是中国医改千万不能美国化。美国是一个市场驱动的、碎片化的制度，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政府没有少掏钱，而医疗费用一路上涨，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已经到9000多美元了，政府掏了近50%，走进了一个政府埋单的市场化。
汤姆・吉尔
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系教授
目前寿町的那些迈入老龄的原日工工人们，晚年生活还算不错。街区里接二连三地盖起的护理设施可供他们利用，或接受护理、膳食服务，或在必要时坐上轮椅请人把他们送到日托中心。福利的恩泽能够如此惠及到生活在大都市最底层的人们，令我无法不为之感动。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教授、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赵月若雪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一个好的民间智库应当具备相当强的市场推广和宣传能力。要借鉴他国成功经验，推广“旋转门”制度及扁平化管理，培养和吸纳智库所需的高端智囊人才、独立研究型人才和新型综合性人才，科学化管理，现代化运营。
沈联涛
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特聘杰出研究员、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肖耿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区主任、香港大学荣誉教授,曾任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香港证监会研究部主管及主席顾问
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只有在你汲取失败教训时是如此。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正准备这样做。
理查德·韦茨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美俄外交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不能因为官方分歧而停滞。此外，美国必须考虑如何让俄罗斯更为深入地参与到欧洲安全事务当中来。完全阻断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交流也是不现实的。
杰弗里•弗兰克尔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翻译:Xu Binbin
尽管美联储尚未开始加息，但美国稳固的经济复苏和货币紧缩预期已经在过去一年中造成美元兑多数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货币大幅升值。如果美联储于年中收紧货币政策，有很大可能美元还会进一步升值。那些一直在玩货币错配的人很可能将引火烧身。
亚努斯·帕潘托尼欧
进步政策研究中心主席、1994-2001年任职希腊经济和财政部长
当欧元区建立之时，它的缔造者们希望它能逐渐朝着以财政统一，人员自由流动以及政治联盟为特点的“优化货币区”。而这一进程却并未发生，与此同时，正如旷日持久的希腊危机所展现的那样，欧元区依然充斥着结构性缺陷并在内部冲击面前极端脆弱。这个情况很显然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阿维纳什·佩尔绍德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
减少黄金进口能发挥积极作用，但解决生活所需品的竞争力问题需要消除价格扭曲、降低商业壁垒。如果印度政府能够落实需要完成的任务中的一半，那么卢比可能会继续走强。此外，鉴于卢比走强的根本原因，印度储备银行应该更淡定地面对本国货币的走强趋势。
于今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十一五”国家马列主义重点研究项目“ 科学发展观丛书”负责人
“储备性政策”一词首次进入普通大众视野当中，储备性政策是指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超前研究和拟定可供选择的政策。
何雪莲
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对于大学来说，尽管成立了商业孵化器、技术公园、智力财产中心、专家与证书中心、创业公司，但由于苏联时期的遗产——教学与科研分离，加上转型时期的人才流失，大学的科研水平低下，其所谓的创新与服务有时很成问题，表现为无法满足商业需求，大学创立的中小型公司年度营业额往往是负数。
周衍冰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讲师
德国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历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尤其是鲁尔煤铁重工业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空气污染严重，污染最严重时白昼如黑夜般，连生活在鲁尔区的蝴蝶保护色都变成了黑色。经过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治理，德国防治大气污染取得了显著成效。
蒋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财政学博士
为了更好地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中央政府的某些事权可以委托给地方政府承担，但不宜太多。而且，中央政府必须要因此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以转移支付形式向地方政府给足相应财力。
何隽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
药品开发和上市过程长，资金投入大，单纯依靠市场激励机制，费用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一旦维持健康所必须的药品被待价而沽，就会导致健康权由市场定价，穷人丧失基本的健康保障。因此，药品专利所涵盖的不仅是私人利益分配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