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迈克尔·波斯金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弗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9—1993年老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到目前为止，欧盟领导人一直在走最容易但生产率最低的道路，在问题爆发时进行一些局部的临时性修补。更光明的经济未来前景应该足以刺激欧洲产生让其在二战废墟中重新崛起的领导力。
范建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在宏观调控领域，总量政策通常是政府为解决总量失衡问题而实施的政策，调控主体主要是各国央行；而结构政策则是政府为解决结构失衡问题而实施的政策，调控主体主要是各国财政部门。总量政策通常又被称为短期政策，而结构政策通常又被称为长期政策。
赵通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研究重点为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核军控、防扩散、导弹防御、战略稳定、以及中国安全与外交政策等议题
回首过去一年，中国经济进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中国外交也全面进入“奋发有为”的新常态。“一路一带”等互联互通工程的实施，使得经济与外交更加密不可分，也把国内建设和国际发展融为一体。新常态下的大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有效管理国际认知差异，维持良好发展环境，将成为中国平稳度过。
Bob Sussman
布鲁金斯学会
编译:马岩
瞭望智库研究员
若中国现在对能源系统开展影响深远的改革，其碳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这就要求中国在各级政府实施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同时对中国经济也提出了极大挑战。
马科斯·特洛吉
哥伦比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潘寅茹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中国也需“再构建”。“中国1.0版”包含了4项要素。首先，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市场。此外，在基建领域还推广了公私合营模式(PPP)。同时，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也是在国际市场上富有强大竞争力的关键之一。而且，在国际上，中国的商业外交也非常有起色。
安宅和人
雅虎株式会社首席战略官
数据科学能力指的是理解和运用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统计学等信息科学知识的能力。数据工程学能力指的是能以有意义的形式运用数据科学，组建并运用实际系统的能力。我认为，不一定非得要求一人多能，但能否有意识地集中培养一批各有所长的人才，将是决定未来大数据利用成功与否的关键。
李晓群、白雪娇、王伯房、李文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课题组成员
海沧区推行“共同缔造”的实践，是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全新探索。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海沧不断激活社会，让自治不再空转，社会参与的共识得以凝聚，政府与社会“互动共治”的海沧模式逐渐形成。
薛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海洋政策、能源政治
在中国的重大问题决策程序中，部门负责人的政治地位、行政级别、与最高领导人互动的频度等等，对于决策有明显影响。因而，外交部从“决策部门”实际上被“降格”为“主要执行部门”实属必然。中联部等外事机构也存在类似问题。中国在过去几年里采取的一些客观效果欠佳的外交行为，也与此有重大关系。
卡尔罗·巴斯塔辛
美国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特聘客座研究员、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
虽然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有权利享受和我们同样的自由，但挑战在于如何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在一个缺乏战略的模式里已生活太久。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国家战略。我们应该问：我们切身利益的主要威胁是什么?
赵振华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对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有一种论调认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已面临极限。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马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中心理事
我们的政策变化不是线性的，你可以看到最近两年所出台的治理空气污染的政策强度和力度，应该是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树立信心。只要对新能源支持的力度足够大、对污染性能源的抑制性政策充分到位，大幅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是可以做到的。
哈罗德·菲西特格特-罗斯
美国赫德森研究所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
今天，硅谷是不仅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的灯塔和灵感来源，而且是寻求改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普通人的灯塔，他们希望摆脱政府过于强大的镇压力量。现在硅谷已被政府打败，那么希望的灯塔会变成什么呢?
民智市场调查公司
学术界普遍认为，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和西方流行的福利保障模式，中国宜选择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即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个体、家庭、集体、企业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制。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经过24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虽然已具有2600多家上市公司，到2014年年末市值超过37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并存的全球第二大市值市场。但无论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市场投资功能和法制建设等方面，还是在开放与国际化方面都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存在巨大差异。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当下国内学界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汉语在某些领域的式微，是否会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去中国化”现象的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很多猜测与担忧，如话语权之争或者文化霸权等很多吓人的话题。如何厘清与看待这些问题，就是当下急于梳理的问题，否则会引发很多棘手的深层精致伪问题。鉴于此，笔者谈点文化的生存环境与进化问题。
辛鸣
中央党校教授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总要归结到制度体制上，“体制障碍”“制度缺陷”成了他们推脱责任的挡箭牌。崇尚制度、相信制度是对的，这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崇尚不能变为崇拜，相信不能变为迷信。动辄就把制度当作“替罪羊”，是在推卸作为制度主体的人的责任，指望制度包打天下更是不切实际的懒汉思维，在实践中不利于制度建设。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