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昕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关会娟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教育投入是缓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帕累托改进的有效手段，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具有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另一方面，各级教育投入效果不一，相比而言，义务教育尤其是初中阶段教育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在我国宏观经济减速调整的背景下，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不仅可在短期弥补私人投资减少平滑经济增长，还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经济潜在增速。教育投入再分配带来的劳动力转移既减少了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利于缓解就业结构转型滞后的矛盾，是实现兼具公平的包容性增长目标的重要保障。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庞飞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在对新冠疫情恐惧的情绪影响下，全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对“湖北人”特别是“武汉人”的“歧视”，并在全国蔓延开来。这种“歧视”行为，又引发了新的社会情绪和矛盾。对“武汉”或“湖北”的歧视极有可能激发社会情绪，强化社会对“武汉人”和“湖北人”歧视，损伤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可能引起“武汉人”或“湖北人”对歧视的反抗，形成社会对立情绪。
赵建
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粗略估算，叠加其他连锁效应，如果疫情持续1-2个月，对GDP增长率影响2-3个百分点，持续3个月以上，由于可能引发较多企业破产及重大金融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超过3个百分点（一季度GDP很可能负增长）。所以，本着“小心无过火”、“过度优于不足”的应急原则，吸取这次疫情早期不够重视导致错失应对黄金窗口的教训，建议中央成立领导小组进入应对状态，启动金融风险应急防控机制，提前做好系统性风险预警，安排对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纾困，妥善安排失业人员，保障重大民生物资供给。
邹平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创新金融制度，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智能化技术武装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体系建设“弯道超车”，学会在数字经济、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创新货币政策理论与技术，以科技革命为契机，用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生产函数，求解货币政策目标，建立和完善数字化、智能化、动态化、精准化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现代货币政策治理体系。
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从侧重数量扩张转向侧重质量提升，这是党中央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经济形势、抢抓发展机遇作出的科学决策。落实这一决策要全面认识加力提效与提质增效之间关系，搞清楚为什么要转型，找准转型的重点。加力提效与提质增效具有内在联系。两者的共性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并存，加力提效是提质增效的引线，提质增效反过来会延续并放大加力提效的预期效应。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加力提效转向提质增效是宏观政策要稳、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充分表现。
陈春花
北京大学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
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还要助力保护中小企业良好运转，因为这不仅仅会方便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还会有利于稳就业和保民生。要加大减税和帮扶中小企业的政策力度。适当减免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增值税，降低相关所得税。对因受疫情影响受损的行业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在当前疫情下，需要挑战极限式地降低成本，内部挖潜，建立内部共识，与员工达成命运共同体，协同员工一起共渡难关。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莫尼塔研究高级分析师
2020年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51.1，较上月进一步回落0.4个百分点，制造业连续6个月扩张，但扩张幅度降至去年8月以来低点，经济企稳回升力度较弱。企业信心虽受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提振，但由于内外需求改善力度有限，企业在生产修复之后并没有展现出全局性的补库存状态。同时，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开始引人关注。1月份数据于2020年1月13日–22日收集，还没有体现新型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后续中国经济还将受到疫情的冲击，需要适当的逆周期政策予以加持。
周德文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
若疫情在几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可能提升个人的消费意愿。国家在医疗卫生上的公共投资力度会加大，未来提升经济活力的改革和市场跟进都会加速度。在中国政府的及时应对与处置之下，2020年各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半年后基本可以恢复正常。因此，该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上升地位。
张贵洪
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此前，已有一些国家宣布从中国撤侨，也有外国航空公司暂停或减少往返中国的航班。面对这种突然而至的变化，通过积极和有效的应对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深刻反思并不断改善我们的治理体系，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治理能力，同时也可以为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卫生治理提供更多有益借鉴和经验。
受访者：许成钢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采访者：黄锫坚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如果在制度上、在法律上，强制要求把所有权力，包括信息披露的权力，全都集中在中央部门，在特定情况下，会在社会引发重大损失，甚至大灾难。因为，在重大突发事件，总是伴随大量未知，往往是科学上未知的信息。这些未知的信息，是事先无法计划和准备的。而且往往在短时间就会造成重大后果。迅速应对必须依赖现场，依赖地方的及时处理。如果信息不能自由流通，处理不能及时，一定会造成重大损失。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所暴露出的危机及在此过程中的风险应对和管控，其关联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特大城市如何实现有效治理。当然其直接表现为特大城市疫情防治的应急管理，内在则关联着特大城市发展和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建设。这一突出事件产生了丰富的教训以及经验，将会使其成为特大城市治理的典型案例。
叶敬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在当下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太多的国人展现出了极为优秀的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精神品质，默默地创造着一幕幕令人感动不已、落泪不止的真实故事。这里讨论的口罩缺乏与不幸者对待现象，并非国人特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甚至更为严重。重要的是，面对任何一次天灾或人祸，人们都需要反思这一过程中的受害者、施害者或参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建构，人们可以借此分辨出应该遵守的道德和承担的责任，从而修复社会文明、弘扬民族精神，形成社会团结。
冯川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辟谣”原本是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却恰恰成为了引致社会恐慌的元凶之一；信息公开与信息遮蔽，成为同一行为的一体两面。谣言止于公开，而过度“辟谣”则可以制造“公开”的假象，其最终的结局却暗藏影响公信力的危机，加剧民众价值观的混乱和社会的撕裂。对于谣言治理来说，最危险的情况是，以公信力为依托的“辟谣”不再被民众所相信，这是值得深刻警醒的一点。
邓汉清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在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时，基层自主性不光体现在基层对上级安排与部署的积极反馈，体现在基层自己积极主动的行为，还体现在对民众自发行为的积极反应。一方面，民众的自发行为对基层组织的行动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另一方面，基层组织要对民众的自发行动有一定的统筹约束。这就要求基层组织要有一个较快了解民众行动的信息通道；二是要有相应的敏感性，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三是要有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
安邦咨询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1月份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于全球股市都带来负面的冲击，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全球股票市场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如果中国疫情持续并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可能会拖累全球股市出现阶段性回调。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多结构性变化，经济增长与风险防控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A股受到的冲击很可能比较显著。
王丽惠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基层组织在防疫抗疫体系中的作用，再次证明加强基层组织是维护中国社会安全“以不变应万变”的保障，也是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大城市应对突发事件、完善城市治理的基础。基层组织建设关键在于基层干部的组织动员能力、群众路线行动，社区网格化、在线信息APP等技术治理形式都必须以基层组织的体系健全和下沉动员为前提。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