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龙海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
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状况来看，应急管理数字化水平亟待加强，智慧城市建设与应急管理体系相脱节，特别是在信息公开透明、疑似感染人员追踪、防疫物资调配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建设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应以智慧城市为抓手，结合疫情防控特点，构建日常运营调度和应急处置指挥于一体的“智慧城市大脑”，完善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应急管理机制。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从2月份PMI的数据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已经超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制造业、非制造业及综合PMI都创历史最低值，特别是非制造业PMI低于30%，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该指数都没有跌破50%。为应对疫情冲击，宏观政策需要加大稳增长力度，强化“六稳”举措，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分类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抓好重要物资保障。促进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恢复经营。
杜国功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作为制度体系，现代企业制度应当具备制度体系的一般要求。即系统完整性，现代企业制度体系要涵盖产权、经营、管理和运行等各个方面，其中：产权是前提，组织是基础，管理是保障，运行是支撑；外部适配性，现代企业制度要能够充分适应外部环境、市场经济要求以及满足利益相关者诉求；内部协同性，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同内容之间应当层次分明、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企业组织的使命与任务。
赵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不戴口罩就处罚”看似属于行政机关在紧急状态下为求行政效果的快速达成而进行的简单粗暴执法，但从法理分析来看，这些执法行为已经构成违法。其不仅突破了强调“手段适宜性、限制必要性”的比例原则，在执法依据和法律适用等诸多方面也都存在违法瑕疵。如果说因未戴口罩而被行政拘留或强制已算令人惊诧，那么河南濮阳村民因不戴口罩而被防控人员用绳子捆在墙上、重庆的将在疫情期间居家打麻将的人游街示众已严重超出了法律的限度，且充斥着对个人尊严的无视和践踏。
刘功润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如果说，“非典”疫情时期中国经济的强劲动能得益于旺盛的投资需求、人口红利高峰以及全球化“世界工厂”驱动；那么，当前能带动中国经济真正走出“新冠”疫情阴霾的，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在新冠疫战中的韧性“补位”，彰显了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产业定位，在某种意义上，数字经济能否扛住冲击，能否支撑宏观经济稳定甚至引领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是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成功与否的生动检验。
马立明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冠疫情的舆情困境表现为民众的不信任、政府的自说自话与公共领域的集体式微。当前两者关系陷入信任危机之时，作为第三方机构无力提供缓冲地带，造成公共空间的失控与恶化。在第三方机构缺乏足够的发育之时，来自民间的民粹主义情绪、反智主义将淹没公共领域，造成舆情危机。结果是，政府工作人员一直在一线疲于奔命，哪怕治理效果再好、故事再感人，都难以重新赢得民间的信任。
潘向东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现实的约束和经验的结果，使得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方向不得不更倾向于中长期的发展，更会强调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的发展，例如：减轻中小微企业的负担，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加大企业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和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改革。对这一次因为疫情原因造成流动困难的企业，可以考虑提供紧急流动贷款，免除利息成本、租金成本以及其他一些社会负担的成本，等等。
张久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陆挺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有关中国疫情乃至全球疫情发展，因为不确定性较大，政府应做好不同情形下的应对预案。总的原则，在疫情防控期间，应不遗余力通过央行量化宽松来纾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并通过分区分级推进复工复产。疫情延续时间越长，量化宽松的力度就应该越大，保证绝大部分企业能度过难关，防止大面积失业。疫情末期和疫情之后，疫情期间的推出一些特殊应急政策应及时有序退坡，避免将应急政策常态化，避免过度刺激。疫情之后的刺激力度，可依据疫情持续长短来定。
顾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的发生，暴露出我国疾控体系特别是疾病早期预警机制存在的诸多漏洞和短板。针对这一现象，近来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疾控中心地位太低，应通过再行政化，来提升疾控中心地位。但问题的根本在于要处理好行政机制与社群机制的关系，“真正应该反思的问题不是疾控中心为什么没有行政权力，而是拥有行政权力的机构为什么没有更好地行使行政权力。”未来改革疾控体系的方向，应该去行政化，需要在公共治理体系上确保真实性和透明性，并且让社群治理运转起来，以妥善处理专业独立性与决策政治性之间的张力。
赵红燕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1月20日后，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次和地区范围迅速增长与扩大，民众在这个特殊时期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就医需求与日俱增，不仅体现日常的非病毒肺炎就医需求，如慢性病复诊、儿科就诊等，也更因疫情恐慌带来较之以往更高数量级的感冒就医需求和心理干预需求。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虽说持续多年，但在市场认知方面仍然远远低于线下医疗。此次疫情严峻形势下，互联网医疗在抗疫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展现出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陆旸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由于服务业有人口聚集性特点，与防止疫情扩散所采取的隔离措施之间冲突最大，疫情持续发展无疑对服务业的经济和就业造成重创。而且疫情对传统线下服务业企业的影响更大，而服务业的复工时间却受不可抗力的因素制约，因此政府需要出台更多可操作且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减轻服务业资金压力，保障重点服务业能够度过3个月生存期，尽量避免疫情冲击从服务业向其他行业乃至金融领域蔓延。
吕致文
建信信托研究部总经理
新冠肺炎疫情自1月底爆发以来，对多数行业的影响以负面为主，部分行业的冬天可能显著拉长。但长远来看并不会改变宏观态势，也不会大幅阻碍中国的发展。后疫情时期，中国公共卫生安全意识会升级，超级电商化愈演愈烈，医疗产业发展获得长期机遇。疫情在给经济带来负面冲击的同时，往往也会为一些新的经济模式提供发展机遇，甚至催生新业态。
郑羽
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新时代国际政治与安全主题与环境的大幅度变化，导致了非传统安全危机的严重性日益彰显及危害性有所加剧。非传统安全危机的跨国性和治理难度呼唤国际社会加强多边主义合作。很显然，尽管由于经济发展使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空前增强，但由于这种危机经常的突发性，极强的扩散性，很强的技术性和再生性，其在地理上的跨国性，都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国，特别是主要经济和科技强国，摈弃单边主义，加强多边主义合作。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四“新”：一是新的地区，二是新的主体，三是新的方式，四是新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
蔡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实践教授
王耀羚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朱岩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
靳晓菲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面临着长期下行的经济增长，这导致了市场需求放缓，这一现象受到疫情刺激，成为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面临的根本问题。供给端的措施生效时间较长，难以缓和疫情对产业链带来的冲击。为了保护产业链，短期内可通过投资与消费两种途径来刺激需求端，分别是逆周期调节基建投资与推动降息刺激消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企业开始复工复产，但有的企业可能因为资金问题或招工困难复工复产的进度较慢。政府需要在特殊时期有所作为，可以协助企业加快复工复产进度。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