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诸大建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的大城市得益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人员超大的流动性，享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在此次疫情中，这种“超大规模优势”却给疫情传播带来了“便利”，甚至转变为“超大规模劣势”。于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引出了一个老问题、老争论——中国要不要发展1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要发展1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需要有高超的治理能力和卓越的城市领导力，要事先能够防范风险，事中能够化大为小，事后能够举一反三。
孙明春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2020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巨大，1-2季度内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将进入衰退，全球危机已经到来。此次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已发展成为全球性“大流行病”，或全球性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二是有些主要经济体在2019年4季度已出现经济负增长，预计2020年1-2季度内绝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将进入衰退；三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已达到危机水平，几乎所有资产类别都出现大幅度波动。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在疫情发展比较重要的节点上，讨论新增长动能：今后中国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是都市圈的发展。今后十年，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百分之七八十就在国内若干个大的都市圈发展。在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最多100公里范围之内，发展出一大批小镇、小城。发展大都市圈是当务之急。如果有政策，短期之内就会产生作用。从带动经济增长的角度讲，它所带动的需求是综合性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
霍宝锋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主任
顾旻灏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讲师
叶雨潇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讲师
吸取本次疫情的经验教训，我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应从加强供应链整合入手，积极开展内部整合以提升企业自身绩效，同时加强外部整合以强化海外客户伙伴关系，从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健性，降低疫情发生时客户损失的风险。例如，我国企业可加强和海外客户之间的联系，维护良好的沟通关系；同时，推进双方信息共享，加强信息透明度；最后，为更好应对突发性事件，企业可在双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共建应急预案，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王佐发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面对COVID-19这种外部冲击，中小微企业在融资以及产业链上的脆弱性进一步被放大，更容易陷入经营危机。为了应对疫情给企业带来的危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其中包括一系列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措施。比如，要求银行对中小微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减缓缴纳社保费等。从制度的精准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的角度，仅仅依靠出政策远远不够，中小微企业危机救助需要特别的法律关注。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随着疫情升级，更多国家由“佛系”转向严厉。海外疫情的整体峰值或将在4-5月份出现，但经济突然停摆引致全球衰退在所难免，此次疫情对世界的冲击不亚于上轮国际金融危机。展望未来，不断升级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严重冲击还将进一步显现。我国外需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国内各种复杂的政策目标权衡下，就业作为增长底线的迫切性将更加凸显。前期以抗疫为着力点的结构性政策或将向总量扩张的逆周期政策加速转化。
李建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赵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正在向积极可控方向拓展。回顾疫情防控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和悲壮历程，针对现代社会疫情扩散快速、春节后人口再次大规模流动易引发二次扩散、国外疫情暴发可能带来疫情外部输入等严峻形势，特别需要结合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强化疫情防控空间治理机制、综合保障机制、信息传播机制、信息技术应用机制、医疗科学研发机制和后续支持机制，健全重大疫情防控机制，打赢防疫阻击战，提升国家应急管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国家应急治理体系。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应对条例等三部法律法规，都对有关隔离的问题进行了规定。但新冠肺炎疫情之严重，超出了上述法律法规制定时所能预见的程度。因此，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有需要完善优化的层面。具体来说，这些问题包括：有权采取隔离措施的主体是谁？居家隔离、指定隔离、社区隔离直到封城，不同范围的措施，是否应由不同行政层级的主体决定？决定采取隔离措施的程序是什么？是行政首长（或防疫指挥长）个人决定，还是集体讨论多数决定？等等。
管涛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
目前，中国以外共135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大流行。但是，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的缺陷不仅体现为前述世卫组织本身在国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上缺乏足够的领导力，同时还表现为以公共卫生政策为主、经济对冲政策为辅的一揽子疫情应对政策在国际层面缺乏充分的协调性。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恐难当此重任。
乌戈·真蒂利尼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翻译：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当危机降临时，政府为减轻其对经济的影响往往会进行一系列的政策响应，其中便包括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应对难民问题、经济衰退或是自然灾害时，各国都会大量使用现金。经验表明，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实行通常都是明智且谨慎的，能够挽救无数生命。若计划得当，这样的计划还可以帮助人们永久地摆脱贫困。那么，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能否帮助我们抵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由于世界上最大的十个经济体中的九个（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都已经爆发了比较严重的疫情，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推出关闭餐馆、减工减产、增加社区隔离与人际物理距离等措施，接下来几个月全球GDP增速下滑是大概率的事情。我估计2020年上半年全球GDP年化增长率可能下降2-3个百分点，全年的增长率是否是负的，取决于各主要经济体能否及时、果断地采取以下系列配套措施。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
刘轶锋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王苏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持续近40年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体系、文化形态和公共政策都发生了诸多改变；社区服务供给和社区治理的复杂性也日渐提高；家庭养老资源日益萎缩，护理员面临总量短缺和结构失衡，照护活动给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带来负向溢出效应。尽管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了诸多改变，但应对此予以乐观、科学和辨证的审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应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为老服务体制机制、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等方面入手，真正让老年人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陈海萍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今天，政府和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和信任专家意见。如何识别新冠病毒、如何判断其对人体健康产生的严重性、有哪些传染途径、又有哪些特效药物等，这些问题均依赖于专家作出专业性、预测性的判断。专家意见为政府和公众“依法科学有序”防控疫情提供了可靠保障，这既是风险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也是传染病防控和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依靠科学”治理原则的法律意义。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
刘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经济运行和增长既受到内生因素的影响，也难免有来自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外部冲击。根据新供给经济学的“供给冲击”原理，肺炎疫情虽然短期带来负面影响，但其具体影响不能仅做静态测算，还需要综合考虑替代性增长、创新性增长、补偿性增长以及政府的扶持和刺激政策影响。从中期来看，肺炎疫情冲击除了造成需求萎缩之外，还会加快新供给扩张、加速老化供给的退出，从而有利于下一个新供给扩张周期的到来。从长期来看，肺炎疫情冲击不会改变经济增长的条件、要素和驱动力，对长期增长的影响趋近于零。
徐远
北大国发院金融学教授
我国的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化率还很低，进一步向城市聚集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聚集度很高的发达国家，人口依然在向大城市聚集。那么，我们的城市化未来还有多大的空间，城市化的方向是什么？梳理目前的资料和状况，我的基本判断是，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聚集不会停止，而且是永远在进行中，未来的方向是大城市会进一步发展，城市间的人口也会不停交织流动。在主要大城市的周围，可能会形成城市群。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尽管目前对疫情走向很难做出精确预判，但也没必要因此而乱了章法。要注意到，人类社会面对新冠疫情并非束手无策，西方国家有来自我国和亚洲国家的经验可循。疫情确实会对短期经济带来比较严重的冲击，但这种冲击终究是短期的。而与疫情相比，石油价格下跌带给市场的冲击就更小。石油价格战确实会对石油生产企业带来很大经营压力。但石油降价也等同于对能源消费者的“减税”，对全球经济会有提振作用。因此，尽管全球经济确实有可能因为疫情蔓延而陷入衰退，但没有必要过度恐慌。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