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远
北大国发院金融学教授
大规模建设安居房，启动“二次房改”的基本建议是，每年建1000万套安居房，套均50平米。套均投资100万元，每年投资有10万亿。这样在短期内可以快速的促进经济复苏，中期可以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长期看，可以吸收4亿新市民，城市化基本完成。这和社会治理的改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一致的。所以，建设安居房，不是一个简单的房子问题，而是引导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是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安居房是经济抓手，也是一个社会变迁的考虑、一个综合的考虑。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影响已越来越大。疫情最初主要影响中国，如今疫情已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成为大概率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完成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难度极大。为了提振经济，减税应重点考虑如何激活消费。从税收政策的选择上看，重点应是降低消费税负。积极引导境外消费回流是工作重点。
陶金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2月CPI同比增长5.2%，略高于市场预期的4.9%。而1月份CPI达到5.4%，是8年多以来首次“破5”。2月份的CPI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破5，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受到2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在任何国家，影响通胀的因素有两个：（1）货币的宽松程度；（2）供给和需求的匹配程度。从上述这两个因素来看，现在的物价涨势不能表明通货膨胀的趋势已经出现。
董保华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法研究会副会长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武汉采取的停工措施，涉及劳动者的生存利益，我国以企业支付停工待遇的方式进行保障。武汉停工的第2日，主管部门发文对于上述停工待遇进行了规范，疫情中的生存权保障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在特定时间，我国司法实践中也会将防止企业破产倒闭而采取的措施扩大进生存权的理解中，形成保护企业生存权的提法，这是一种派生意义上的生存权，间接保护劳动者生存利益。只有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才能对我国劳动领域的生存权的特殊概括，形成完整的理解。
温建功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总的来说，疫情对供给端和需求端短期内均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整体经济形势发展受阻。长期来看，随着疫情对生产生活影响的减弱，产业的供给与需求也会逐步恢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疫情期间各类需求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倒逼效果，让企业更有动力和意愿去做好数字化转型。我们可以将疫情可以看作是一个时机，是加速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迈进的发展契机。
朱晓明
清华五道口博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论坛会员
在基准情形下，我们预计疫情将逐渐受控，或者即便较长时间存在但致死率下降，最终可能发展成为类似2009-2010年间的美国H1N1，尽管扩散范围较广，但由于致死率低，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不受影响，对经济的影响实际不大。在此情况下，第二阶段的冲击不一定很严重，第三阶段的冲击也不一定会真实发生，但从政策分析和策略应对的角度，不能完全忽视其发生的概率。
薛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
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步入了现代风险社会，让我们看到了风险最重要的几个特征：（1）风险的内生性。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风险。例如，汽车的发明给人们出行提供了快捷便利，但也带来了交通事故的风险。（2）风险的泛在性。风险不仅仅存在于金融领域（各种投资风险）、技术领域（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也存在于社会领域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风险等等）。（3）风险的系统性。各种不同风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如公共卫生风险与经济衰退风险之间的联系）。
格雷厄姆·艾利森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
总而言之，美国全球战略的能力与政策界对承诺理解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典型的“过度扩张”和战略“不匹配”的明证，构成了其他行为体不可接受的全球风险。中美必须认识到，地球在日益缩小，技术已经让两国变得不可切割。这要求双方在竞争中保持严格的克制，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并努力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安全世界” 。用李光耀的话说，中美能否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以期共享二十一世纪?
管涛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
降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在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稳定总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要坚持防疫和生产两手抓两手硬，在防控疫情蔓延的同时推动有序复产复工。要适时退出疫情时期的战时管理措施，避免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常态化。要防止借“稳经济”为名行“强刺激”之实，延缓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加剧经济结构的扭曲。
沈建光
莫干山研究院副院长、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疫情发生后，传统零售、餐饮、酒店、娱乐、交通、旅游、教育等线下场景几乎全面停滞，部分线上需求“爆发式增长”，线下服务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速前进。抗疫期间，“非接触式”交易和服务新业态异军突起，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科技应用在医疗诊断、远程配送、便民服务等领域多点开花，成为“科技战疫”和稳增长、保民生的关键支撑。无人零售、数字营销、智能城市等新兴业态蓬勃涌现，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破茧重生、求新谋变创造了积极条件。
王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刘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汉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服务业短期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防控中一些新的服务需求和供给应运而生，对有效抗击疫情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的方向，疫情的短期影响难以改变服务业加快发展、创新发展的大趋势。现阶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六稳”需要加快促进服务业恢复稳定增长，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顺应发展趋势，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引导需求有序释放，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郝铁川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下基层社会出现的抗疫标语口号，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和评论。赞之者赞，贬之者贬，众说纷纭，百家争鸣。我以为这次的抗疫标语口号与以往相比，是凸显个人的生命权、生存权。这或许与人们这次遇到的是生存危机有关，但这次标语口号的政府烙印并不明显，而是疫情之中的人们该如何生存生活，彰显了社会个体的利益和价值，这不仅显示标语口号发布者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很可能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的表现。
Warwick McKibbin
Roshen Fernando
译者：单铭渝
黄磊珂
王耀正
Grace
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未来的几年，各国都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应对。在短期内，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需要确保在疾病爆发期间受到损失的经济能够继续运转。此次冲击不仅是一个需求管理问题，还是一次多方面的危机，这次危机需要货币、财政和医疗政策方面的共同应对。较为长期的应对措施更加重要。通过在所有国家的公共卫生领域进行全球合作投资可以避免可能的损失。数十年来，我们已经了解这项重要的政策干预，但是政治家们仍然继续忽视公共卫生在改善生活质量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的科学证据。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需要明确宏观调控的对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疫情冲击分为两类，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一种冲击，即便生产完全恢复，我国可能仍然面临总需求不足、产出缺口为负的情况。第二种冲击，则类似于沉没成本，政策难以做出完全的反应，也不应纠结于此。综合来看，后续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对第一种冲击做出充分的反应，同时应避免对于第二种冲击带来的产出损失进行过度干预。
受访者：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采访者：徐燕燕
第一财经记者
现在大家争论要不要大规模刺激，实际上都蕴含了今年要不要达到去年12月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判断。我认为，没有必要缘木求鱼，盯着一个目标数字不变。目前，全球面临衰退风险，中国当然也可以容忍经济增速比此前没有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要来得更低。摩根士丹利预计中国经济二季度会迎来复苏，但是“V”型反弹的力度，会受到外需不确定性的影响。到了下半年，经济可能会回到6%甚至更高的水平，全年实现5%左右的增速希望很大。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建议继续采取过量刺激，避免引发将来的后遗症。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李建国
恒大研究院
范城恺
恒大研究院
19世纪以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现代微生物学的发展及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多数传染病得以被控制，人类依靠文明和科学取得对瘟疫的阶段性胜利。但展望未来，病毒的快速进化、人类与动物的接触、城市规模及人口密度的提高、人员流动的加快等将使得新的瘟疫不断产生，并将持续挑战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应急防疫能力、国际合作机制等，人类距离彻底战胜瘟疫仍然任重道远。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