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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朱宁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虽然在短期这种政府担保确实非常有助于刺激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入经济,但从中长期来讲,它会激发一些投资者看中政府在背后提供的隐性担保,从而进行了大量的可能不够支撑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些投资或者投机活动。这种不负责任的投资和投机导致两个非常直接的严重的后果,一是资产价格高速上涨,甚至出现了资产泡沫;二是伴随着资产价格的高速上涨的,是整个债务水平高速上升。泡沫一旦形成之后,是比较难化解的。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当前的中国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很多,比如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高风险金融机构增多、企业债务风险加大、政府债务普遍沉重、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问题猖獗等多个方面。在我们看来,金融风险只是一种结果,是更大的经济系统风险的一种表现。因此,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并不是简单地引爆炸弹,而是需要谨慎地、有计划地“精准拆弹”,不能鲁莽行事。未来,应对与化解金融风险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也是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将会面临的长期挑战。在此背景下,谨慎地恪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就变得十分重要。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截至2020年七普时点,中国大陆地区所有光棍人口合计大数有3500万左右,其中70%是后备光棍大军,只有30%左右,即大约1000万进入了适婚年龄段。光棍人口总量虽大致有3500万左右,但分布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角色和状态。光棍群体从2020年开始拾级而上,每十年增加1000万,越到后面越严重,有一个逐渐积累、增长和显化的过程。当下婚姻挤压的强度还是“毛毛雨”(大龄光棍最多130万),婚姻挤压的烈度将逐年上升,2030年以后,光棍人口将达千万级规模。

石东坡

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中心教授

张琪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

法治评估、特别是县域法治评估的萌生和发展顺应了法治生成和扎根的时代主轴,但过度量化的趋势使得浅表化、形式化甚至政绩化的隐忧浮现。究其症结在于对法治评估作为知情权、评价权和监督权的权利根据及其反馈、监督、激励等功能定位存在认识盲区,应促使县域法治评估在科学、民主和实质评估的根本基准上以评估指标完善为重心,以调查研究为先导,传导和输入法治方略与民众需求,更为深度地聚焦法治运行及其与社会生活对接兼容中的关键细节和薄弱环节。

夏正林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乡镇法治政府建设路径的法治化对于实现乡镇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任务具有独特的意义。当前,乡镇法治政府建设在实现路径方面,主要存在重政策推进而轻法治规范、组织法的保障与行为法授权不协调、权力清单方式运用不准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对此,应当重视运用法治方式推进乡镇政府改革;应当运用行为法“一事一授权”功能,实现乡镇权责对应、人财物保障;应当正确运用权力清单,实现乡镇政府职权的公开和透明化。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是供给侧,是潜在增长能力。但现在,随着中国人口趋近于零增长,需求侧的制约愈发明显。这意味着,我国正面临双重制约。中国需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相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学会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在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如果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能够从26%提高到36%。那么这10个百分点的提高,就意味着能够基本建成福利国家。

高奇琦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

张鹏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代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当技术使用失衡的时候,就会出现算法民粹事件,而对技术的正确应用则有助于推动算法民主。在数字时代下,我们需要运用技术的手段达到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的目的。对此,区块链恰好具备这样的潜能。区块链构建的是一种多中心架构的政治形态。区块链技术的相关特性可以使其能够很好地应对算法民粹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新挑战,但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与治理工具,区块链也不能替代政治本身。因此,我们应该时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技术的发展,进而让技术的使用达到“善智”的目的。

卡梅伦·赫本

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

尼古拉斯·斯特恩

伦敦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谢春萍

伦敦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迪米特里·曾格利斯

剑桥大学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中国当下强调新增长模式下的结构性改革,并将重点放在除物质资本以外的各类资本,以及创新和技术发展。因此,未来30~40 年里中国将再次转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转型的维度将不再集中于产出和收入,人民福祉、社会和环境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指标将成为焦点。一直以来,中国的关键转型和各项改革措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动,下一阶段的改革措施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尤为重要。

吴国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RCEP可以通过三条路径助推中国双循环发展格局。一是外贸和投资路径。RCEP的签署,将通过关税减让以及区域内经贸规则的统一,促进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进而提高国内的生产和社会福利水平。二是产业转型升级路径。RCEP的签署,能够促进中国相关产业更好地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巩固中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产业链中的地位,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国内改革路径。RCEP的签署,将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深化改革。通过深化市场准入制度、营商环境、国有企业等相关方面的改革,更好地形成有利于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国内环境。

张车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赵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目前,历史所积累的和市场固有的收入分配矛盾不断化解,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逐步扩大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经济健康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负面因素,“先富带动后富”的机制还不健全,力度还不够大。其中,功能性分配格局失衡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重要原因和源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整体偏低。未来,需要在初次分配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各类要素取得相应回报,并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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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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