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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程炼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大型互联网平台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兴起给市场监管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要实现对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有效监管,不仅要求监管工具的改革与完善,还有赖于经济理论,尤其是产业组织理论的进步。从目前的情况看,政策与理论两个领域的进展都还没有达到应对挑战的要求。不过当前热议的双边市场、长尾客户、网络效应等诸多现象,在历史上都曾经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通讯成本的下降而以各种形式出现过,并最终被接纳为市场的常态。因此,我们应该对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市场自我完善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同时在不断探索中找到政府与市场的正确位置。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新冠疫情之下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已顺利闭幕,大约半年之后,北京冬奥会即将举办。从当前全球及中国的疫情传播和各国应对措施来看,在半年之后,全世界几乎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控制住新冠疫情。这意味着,北京冬奥会很可能如同东京奥运会一样,要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举办。这对中国、对北京、对张家口来说,都将是一次不小的考验。有着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经验,北京的建设、组织与服务的能力应该没什么问题。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这是东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也应该成为北京冬奥会坚持的原则。

封凯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纪怡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只有本土技术能力实现了持续的发展和累积,中国工业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加强。那时的全球化将会赋予中国全然不同的角色:中国企业将会获得更多与领先国家同行公平竞技的机会,进入更广阔的新兴市场;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提供知识生产和知识流通的公共品,将更广大的世界纳入我们自己搭建的创新和产业共同体。这样的前景,既不可能通过抄近路的战略,也无法通过继续依附于美国体系获得,只能以坚定的战略意志,借由建设创新的内循环体系来实现。

余淼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十四五”期间,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开放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同时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做好对外开放工作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十四五”期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为了更好地贯彻开发这个新发展理念,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真正做到构建全面开放的发展新格局。

刘国恩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伴随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全民医保制度进一步完善,人均期望寿命持续上升,人类社会必将越来越加大在医学技术、公共卫生和健康促进等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因此卫生技术评估的要求和应用将不断提升,成为国家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科学手段。医疗卫生注定成为各国宏观经济的“朝阳产业”,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医疗卫生领域占据越来越多的资源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如何优化医疗卫生的资源配置,将是宏观与微观卫生决策的重大议题。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从当前的新冠疫情形势来分析,北京冬奥会有极大的概率面临东京奥运会同样的处境——将在新冠疫情之下举办。毫无疑问,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顺利地举办这场特殊的冬奥会,将是中国和北京面临的挑战。尤其要注意的是,政治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北京冬奥会,以美国为首的一部分西方国家政治家仍在跃跃欲试,试图以所谓人权问题、新疆问题来杯葛北京冬奥会,这无疑在生物病毒之外又增加了政治病毒。中国如何在种种不利条件下,顺利将北京冬奥会举办成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全球化精神的运动会,是未来中国和北京将要面临的挑战。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

中国从2018年开始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是国际通行规则,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基础,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创造了基础条件,有利于充分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但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妨碍市场主体进入的隐性壁垒,即一些不在负面清单禁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由于前置条件多、变相审批、“准入难盈”等原因,市场主体仍无法进入。各种隐性准入壁垒的存在减弱了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效果,也影响了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必须着力予以破除。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流动儿童的流向选择和义务教育均衡政策之间存在空间的错配。在这个错配的过程中,如何摆放这些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儿童的城市化离不开跨省人口的迁移。所以儿童的流动方向不应该被扭转,需要改变的是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如何激励地方政府愿意主动增加对流动儿童的投入。建议:第一,鼓励民办,允许公办收费。激励地方政府吸纳流动儿童。第二,最关键的是适度地向地方、向基层分权,只有分权才能增加地方竞争,才会让地方政府降低人口流动的成本,地方政府才会有积极性去向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

王立铭

浙江大学教授

考虑到新冠长期化、流感化的前景,我们也许需要对“清零”这一目标进行微调。特别是考虑到国外疫情的走向难以预测,输入性感染、以及输入性感染引起的二次社区传播,风险将是长期存在、无法消除的。短期消灭疫情,需要的是万众一心、不计代价的战时思维;而长期管控疫情,同时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则需要的是科学决策指导下的常态化管理思维。常态化管理思维,需要更精细化的思考和决策,争取在防控疫情、保障人民健康,和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之间,取得平衡。

徐忠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

发达国家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其收益必须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否则不符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是变相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要有前瞻性的应对。如果发达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坚持执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举措,中国应尽快扩大国内碳市场和碳定价的覆盖范围,并对出口至发达国家的商品征收一定水平的碳税,从而将这部分税收留在国内,用于支持中国的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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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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