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收入分配改革旨在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实现共同富裕，这无法一蹴而就，而是逐步的结构转变过程。政策路线图或将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调节高收入三方面推进。其重心分别在于：打通向上流动通道；发展产业等市场化方式增收；从财产性收入、财富差距入手调节高收入，并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同时遏制非法收入，保障社会公平提升勤劳致富风气。海外国家有效控制贫富差距并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的核心是依赖二次分配。
王春业
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现了一些较为发达的"特定区域"。这些特定区域对法治建设有更高的需求,却遇到了诸多法律上的瓶颈,也由此影响了这些特定区域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经济与法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了特定区域经济的超前发展需要法治的先行作为支撑;同时,只有法治的先行才能促进特定区域经济的快速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特定区域的法治先行,必须对国家法治统一的含义作出新解读,法治统一并非机械地要求地方立法与上位法的完全一致;必须对地方间的法治公平进行重新认识,法治公平并不是法治建设的平均主义。
庞明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陈念平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讲师
从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视角来看，思想动员会、工作布置会、协商协调会、群众工作会、督查反馈会等一系列会议是政策宣传发动、政策分解、资源调配、具体实施与调整反馈的过程。把“人”的价值带回科层运作中，将纵向等级权力的“收”与“放”、横向专业分工的“分”与“合”、政策及其表达的标准化与差异化进行动态优化组合，可以实现顶层设计与分层落实的差异对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静态结构与动态过程的调节校准。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建构了乡村治理的基础性制度，“阶级斗争”成为乡村治理核心理念，“政治运动”是乡村治理基本政策工具。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是对既有治理体制的颠覆性突破，是新中国历史上乡村社会最大变局。改革不仅促成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也造成基层乡村治理体系深刻转变，标志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治理进入新阶段，呈现新特点，面临新挑战。探索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需要继续贯彻农村改革根本经验。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方力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外交上体现为坚持和平与发展，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在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度也日益上升，中国国家安全对外部世界的脆弱性上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挑战也日益显现，中国的和平与发展面临大国博弈的结构性压力、错综复杂的国际制度压力和日益高涨的国际舆论压力，这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因素。国家核心利益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确立与世界互动的底线，不可妥协性决定了其是中国外交的红线。
李重阳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全球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迄今为止，尽管CBDC（央行数字货币）的讨论热闹纷纷，但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最优技术路线选择，各主要经济体的CBDC研发路径仍是不确定的。然而，一些可供选择的技术路线已逐渐浮出水面。基于是否广泛可得，可将CBDC分类为零售CBDC与批发CBDC。零售CBDC面向所有个人和企业发行，可以广泛用于各类交易当中；批发CBDC则主要用于大型银行间支付结算或新型通证化的金融资产交易，类似于目前的准备金账户。目前，全球主要央行对零售CBDC的关注度已经远远超过批发CBDC。
成德宁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卢翊鸥
武汉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人口总抚养比与财政赤字形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人口总抚养比提高会加剧财政赤字，给土地财政可持续带来压力。而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对财政赤字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人口抚养比上升，房价会受到抑制，房价受到抑制后，土地财政可持续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为此，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吸引年轻人口的流入，同时要未雨绸缪，在人口红利还未消失之时，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立起城市可持续的融资模式。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收入分配只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部分。要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而要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就需要提高教育水平。要想把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思想贯彻下去，国家应该投入资源，在制度上尽量去实现教育的公平，同时不要去动中产阶层的奶酪。国家应该增加对收入最低的50%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中较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同时也不要把中产阶层拉下来。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去捐款，还不如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朱宁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虽然在短期这种政府担保确实非常有助于刺激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入经济，但从中长期来讲，它会激发一些投资者看中政府在背后提供的隐性担保，从而进行了大量的可能不够支撑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些投资或者投机活动。这种不负责任的投资和投机导致两个非常直接的严重的后果，一是资产价格高速上涨，甚至出现了资产泡沫；二是伴随着资产价格的高速上涨的，是整个债务水平高速上升。泡沫一旦形成之后，是比较难化解的。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当前的中国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很多，比如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高风险金融机构增多、企业债务风险加大、政府债务普遍沉重、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问题猖獗等多个方面。在我们看来，金融风险只是一种结果，是更大的经济系统风险的一种表现。因此，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并不是简单地引爆炸弹，而是需要谨慎地、有计划地“精准拆弹”，不能鲁莽行事。未来，应对与化解金融风险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也是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将会面临的长期挑战。在此背景下，谨慎地恪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就变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