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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杨嵘均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民粹主义的行动逻辑是遵循着“社会思潮→政治策略→社会运动”规律发展演变的,其过程则表现为“民意发酵→舆论声讨→民怨沸腾→网络动员→网络溢出”等样态。在当下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滋生的社会情境是复杂的,它是社会动因、心理动因、政治动因在网络空间中叠加而交互作用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民粹主义虽然具有“社会警示灯”的作用,但是它也具有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秩序等危害。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要点在于:第一个着力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第二个着力点: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业也好,服务业也好,都要有一个产业用地的市场供应体系,其方式包括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以及作价出资入股等。第三个着力点: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存量用地与农民家庭有直接关系。现在土地存量流动不畅通,造成要素效率低下。因此,要把闲置的、僵化的土地盘活,使那些低效的土地高效运转起来。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房地产税的推出采取双管齐下、双轨并行的方式,应该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应积极考虑启动立法,虽然立法进程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有不确定性,但是只有启动立法程序,很多社会上议了多年的问题,再作讨论才会有的放矢和形成其现实意义。积极考虑启动立法,可以先为房地产税的推出,争取在“税收法定”轨道上建立一个秩序框架,也是结合“公众参与”机制,斟酌社会可接受度的一种最规范的办法;另一方面,在有可能较为漫长的立法过程完成之前,一些条件具备的地方可以先推试点改革,为立法提供本土经验。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降水出现了所谓“南北互换”,原本应该“北旱南涝”的大气候格局,现在正在变成“南旱北涝”的转移过程。降水的迁徙和转移,是世界气候巨变的一种表现。今年以来北方地区降水量普遍大增,给多个中国北方城市带来了不小的灾难。对于主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区的中国来说,气候变化对于中国的农业、生态环境、河湖系统、城市建设、政府治理、基础设施建设、防灾救灾等多个方面都将带来系统影响。对于长周期的气候变化,我们也需要从较长周期来考虑系统应对和调整。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张德礼

平安证券

张璐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无论是以2019年还是2020年为基期,今年国庆期间的网联平台日均交易增速,都低于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端午节期间。新冠疫情后国内消费恢复缓慢,最大的制约因素可能在于,中国家庭部门实际的偿债负担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而新冠疫情的冲击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又放大了这种压力。展望未来,预计消费也只会延续温和修复,而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好转。这需要政策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来推动消费更好发挥其在我国经济稳定运行中的“压舱石”作用。

殷剑峰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地方债务(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通过城投、平台公司间接承担的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问题。2015年财政部推出“开前门、堵后门”的政策之后,地方债务融资渠道逐渐脱离原先隐秘的各种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转向了公开的债券市场。这种债务融资透明化的过程对于降低地方融资成本、延长债务融资期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券等两种主要地方债务工具均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地方债务风险有可能通过公开的债券市场传染、放大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绿金委课题组

要确保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电力系统必须在满足可靠性的基础上深度脱碳,主要路径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加速煤电退出、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工业绿色转型应主要通过提升工业产品和流程的能效水平、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挖掘系统节能潜力并推动工业零碳试点。建筑行业则需要加快制定并实施强制性超低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标准,推广高效节能家电和用能设施、控制建筑总量和延长建筑寿命等。交通方面需要尽早推动绿色低碳城市规划、降低机动车出行需求、制定重型车低碳标准以及发展氢能重型交通等。

宫玉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

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往往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历时性的分析因此成为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是三大不同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三大因素分别是古代中国大一统格局下的制度演进,现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以及相关制度安排。认识三大因素的叠加效应,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结构,是企业家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关键。

陈永伟

如果要讨论歧视等劳动力市场的问题,那哈佛还真可能找不出名头上能和戴维·卡德匹敌的学者。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安格里斯特的学术生涯,那就是关于因果推断方法的各种使用。而且和很多经济学家不同,他在使用这些方法时,总能别出心裁,玩出新意。因本斯作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家,其研究的领域绝不仅仅限于因果推断领域。他在非参数估计、贝叶斯统计,以及限定变量的回归等问题上,都有很多的贡献。希望现在方兴未艾的因果推断可以作为经济理论发展的推进器,而不是被用来彻底替代理论的地位。或许只有这样,整个经济学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

尹振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数字时代所带来的上述意蕴不仅是物质的、技术的和工具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数字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不仅“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而且也“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从目前的情境来看,数字技术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依托,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动力。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地认识和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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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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