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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熊婉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相辅相成,但也可能存在冲突。由于监管部门不同但监管对象和政策工具高度重叠,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并行的政策实践中可能出现“监管过度”或“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等政策协调困境,尤其在经济下行、银行高度集中且业务同质化以及不同监管机构权责不分的情形下政策冲突可能加剧。为了减少政策冲突,英国和美国分别采用了央行统筹和增设独立委员会的宏观和微观审慎协调机制。英美经验表明,有效的监管协调离不开明确的权责划分、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以及流畅透明的信息共享。

施东辉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副院长

新发展主义的解决办法,是用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取代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形象地说,新发展主义开出的“药方”是把工人阶层从各种“枷锁”中解放出来,同时把大公司和金融市场关进“监管的笼子”里。具体包括:以有管理的全球化取代无约束的全球化;恢复对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承诺,改变货币政策目标,使充分就业相对于通货膨胀成为更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强化公共服务、金融监管和反垄断监管;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推进上调最低工资、增加工会参与率、提高就业保障等。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晓瑜

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从性质上来看,党政联合发文的本质属性应是“制度”,其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党的领导制度。从关系上来看,党政联合发文承载的是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关系,其制度实践与制度规范体系的建构应恪守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关系之边界。从特征上来看,党政联合发文具有典型的复合性特征,包括党组织及其工作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办公厅(室)的主体复合,非国家公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权力复合,以及联合制发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复合等制度特征。

张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虽然下半年经济增速大概率会出现一定程度回落,但在出口稳定、“六稳”与“六保”措施的强化、促消费、跨周期调控的前瞻性政策安排等因素支撑下,中国经济不会失速,经济韧性应该能保证复苏进程不中断。鉴于美国财政政策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居民消费韧性的持续,进而会影响到互为条件的供需修复进程,其中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供给端,必然会受到牵连,因此需要格外警惕美国财政风险带来的外溢性冲击。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

未来的历史记录2020年开始的大流行疫情,科技的角色应该是重要篇章。同时,疫情促使人们更加注重技术进步的人文视角。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最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有两个重要维度,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推进“十四五”规划、实现2035远景目标,关键在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科技创新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友好的环境和激励机制,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必然影响生产关系。如何促进科技创新?如何提升产业链安全?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是哪些?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在过去的15年中,假定没有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特别是没有发生生育管制减少2—3亿人口和户籍城乡分割造成1.6亿左右的农村淤积人口,可能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工业产能过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受到迁移受阻和土地交易收入分配两项体制扭曲的影响,农村居民应有而因体制扭曲造成的消费需求能力损失规模为469902亿元,占15年来总消费需求损失的62.21%,农村居民因体制扭曲损失消费能力而影响产能过剩的强度合计为53.54%。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鉴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研究方法歧见和误用亟须加以澄清。笔者所列举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研究中都有其现实针对性。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在经济分析中应努力做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三位一体”的综合运用,从而使得研究的过程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唯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可能既有助于研究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又能够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王瑞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拉美的过度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超过城市资源的容纳能力,源于其城市发展缺乏制造业支撑,大量进入城市的移民只能在非正式部门就业,并聚居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匮乏的贫民窟。与拉美相反,中国制造业发达,城市化面临的主要是“市民化不足”的挑战。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难以获得城市户籍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打工而难以永久性定居,在大城市尤为突出。迁移人口钟摆式的城乡流动不利于城市内需扩大,也抬升了其为城市其他居民提供服务的成本,反过来制约了城市效率的提升与城市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

周小川

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承诺,中国力争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目标。要实现“双碳”目标,首先要考虑各行业、各地区存在的差异,要有准确的数据基础并提出可测算的各类参数,采取各种措施纠正市场失灵;再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全国碳排放市场,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避免碳价格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当前碳排放的全球治理仍然以国家为主体,由于一些具体问题尚无解决方案,要求我们进一步探索建设和发展绿色治理体系。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要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须建立倒逼机制,可分为四个十年阶段、八个五年规划,逐步推动绿色改革绿色创新;进而明确提出20 个方面的主要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即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及增速约束性目标、大幅度提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大幅度消减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等等,以形成“政策合力”“协同效应”,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有助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成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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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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