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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经济正在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移,消费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投资和出口不行,我们还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来支持中国经济。不过,正如我们反复强调,中国不会从“生产型社会”一下子就切换到“消费型社会”,在生产型社会中,生产的疲弱会直接影响到消费。另外,“消费型社会”不能在生产制造普遍疲弱、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时再建设,而应该在经济向上较快发展时就要着手准备。更客观地看,消费不是一个临时拿来救急的工具,它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种结果。

贺海峰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研究院讲师,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

过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深化党内监督的重要原创性制度成果。相较西方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二者存在不同的演进历程、逻辑进路及价值取向,但在制度功能、体系架构和基本要素方面却有诸多相通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管党治吏背景下,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同时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未来应以治理效能优化提升为目标方向,进一步释放改革势能、强化党委主责、修订制度文本、完善配套机制、运用科技手段,不断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

余练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讲师

驻村干部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既保留了党联系群众、走进群众的传统,又合理地利用了科层制中资源向上分配的逻辑。不同类型的驻村干部——包村干部和联村干部在制度设置、权责分配和运行逻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包村干部制度具有跨层级的特点,它对农村工作的指导、帮助和扶持,客观上有助于增加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而联村干部则在不断提升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使国家力量不断向基层延伸。两种驻村类型各有优劣、互为补充,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资源不足、治理能力欠缺的困境。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民企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开的大格局。改革开放40多年过去,民营企业的基本情况早已不是“半壁江山”的问题。在一些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是半壁江山已越,所谓“五九之局”渐多。民营企业对于全局的意义和影响,应该使我们在战略思维上有进一步的提升: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全局性问题,一定要注意怎么使民营企业在继续吃好定心丸的过程中,得到健康而可持续的发展。

孙志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半导体(又称芯片)几乎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前沿技术,以及农业、制造业、医疗、交通、国防等所有部门实现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转换器”,对一个国家在未来数字化革命中的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半导体实际上是兼具传统产业技术和数字技术、平台技术、国防技术等多重属性的“大技术”行业,其发展不可能脱离于全球的技术和产业分工体系。因此,需要置身于全球半导体技术和产业发展的生态系统,以更加系统化、战略化的政策思路来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

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国际社会层面,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世界局势感到深刻的担忧。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要在日益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我们需要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那些过度民粹或者民族色彩的愤怒与仇恨发泄至多是一种“理性”的道德或者价值表演。如果控制不好,过度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会和恶化的国际环境日益强化,最终中断中国的现代化。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奚锡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钟粤俊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讲师

我们建议进一步解放思想,纠正“制造业强等同于制造业比重高”的思维误区,避免一些地方把“制造业占比高”作为政策目标。否则的话,一方面有可能形成对服务业发展的抑制作用,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当服务业未能得到应有发展的时候,又反过来会影响到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反,应充分认识到服务业发展的意义,特别是服务业为制造业赋能的作用,加强研发、设计、营销、消费者服务等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力。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根据经济形势进行微调,实行的是有弹性的相机决策。根据国务院报告的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全国财政收入总量为209028亿元;当年支出总量为246628亿元;收支总量相抵,全国财政赤字37600亿元。在2021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中,2021年的赤字率拟按3.2%左右安排,比2020年有所下调,赤字规模为3.57万亿元。可以看到,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最近两年,中国在财政政策上不会进行大的调整。综合来看,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财政悬崖”现象。

邢成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石宝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吴雨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通过提供就业、增加收入、收入转移与福利供给等,工业扶贫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实现了整体的进步和提升,农村贫困问题得到显著缓解。在不同阶段,工业扶贫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内涵,从间接性溢出效应减贫,到直接性就业吸纳减贫,再到工业反哺农业的开发式扶贫,最终到全面介入的工业精准扶贫,工业扶贫走出了一条脱胎于乡村而后又以高质量多样化方式回馈乡村的扶贫发展之路。在新的阶段,工业扶贫不仅不可弱化,反而应该通过更多方面的政策与制度进行扶持

路乾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差距。最终的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经由权利平等,提高低收入者致富的机会和能力。赋予低收入群体参与市场的平等权利,为其发挥才能创造条件,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可以更有效地结合,不但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也能为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这也是2021年8月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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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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