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确保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电力系统必须在满足可靠性的基础上深度脱碳，主要路径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加速煤电退出、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工业绿色转型应主要通过提升工业产品和流程的能效水平、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挖掘系统节能潜力并推动工业零碳试点。建筑行业则需要加快制定并实施强制性超低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标准，推广高效节能家电和用能设施、控制建筑总量和延长建筑寿命等。交通方面需要尽早推动绿色低碳城市规划、降低机动车出行需求、制定重型车低碳标准以及发展氢能重型交通等。

国家治理模式的形成，往往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历时性的分析因此成为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是三大不同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三大因素分别是古代中国大一统格局下的制度演进，现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以及相关制度安排。认识三大因素的叠加效应，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结构，是企业家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关键。

如果要讨论歧视等劳动力市场的问题，那哈佛还真可能找不出名头上能和戴维·卡德匹敌的学者。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安格里斯特的学术生涯，那就是关于因果推断方法的各种使用。而且和很多经济学家不同，他在使用这些方法时，总能别出心裁，玩出新意。因本斯作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家，其研究的领域绝不仅仅限于因果推断领域。他在非参数估计、贝叶斯统计，以及限定变量的回归等问题上，都有很多的贡献。希望现在方兴未艾的因果推断可以作为经济理论发展的推进器，而不是被用来彻底替代理论的地位。或许只有这样，整个经济学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

数字时代所带来的上述意蕴不仅是物质的、技术的和工具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数字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不仅“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而且也“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从目前的情境来看，数字技术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依托，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动力。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地认识和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价值。

虽然经济增速仍在继续复苏，但受去年基期效应影响，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将会呈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特征。如果没有政策干预的话，中国经济增速在2021年年底与2022年上半年的下滑程度可能超预期。为了避免由此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应该调整当前的宏观政策组合，避免宽松宏观政策的过快退出。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该加快地方债发行进度并形成实物工作量，并增加减税降费力度。在货币政策方面，应该考虑新的降准举措，必要时也可以适当降息。

2020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首次宣部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后，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1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均重申了这一政策立场。2021年9月16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CPTPP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从长远来看，中国加入CPTPP之路虽面临制度性障碍难题，但总体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能为中国带来众多机遇。

乡村振兴涉及到政府主导与村民利益的结合，否则乡村振兴就会成为纯粹的政府工程。因此，如何能够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第一个维度的核心。第二维度则涉及到乡村振兴的动力学问题。如果没有城乡联动与融合，乡村就成了孤岛，乡村振兴也就不可能成功。而城乡联动必须主要依靠要素的流动。这是第二个维度的核心。第三个是人的问题。乡村能否留得住人口和能人取决于乡村能否宜居宜业。这是第三个维度的核心。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迅速增长，其规模远远超过显性负债。出现这些问题，与我国分级政府间财政关系不顺、财政和金融责任边界不清有关。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国经济体对地方财政管理都有比较完备的激励约束制度框架，地方政府的自我约束、中央政府(联邦政府)法律和行政约束以及金融市场约束共同发挥作用。对于少数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不善的情形，也有相对合理的风险处置和责任分担机制。对比大国经济体的经验，我国地方财政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还很不完善，需要抓紧改进。

所谓“小粉红”群体并非只是简单的民族主义思维的产物，而恰恰是全球化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的产物，他们可能比表面上宣扬“普世价值”的对手更加普世。他们的行动方式、话语模式、情感结构都扎根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却呈现出一种“去全球化（民族主义）的全球化”特征。他们的问题其实是当代全球青年共同的困境：青少年虽有较多日常消费、娱乐生活经验，但缺少严酷生存与社会工作经验，因此较难进入具体复杂的现实语境思考问题，而是习惯于根据言语符号来识别敌我，进而形成标签化的情感和观点。

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把人口和劳动力的横向流动延伸并提升为纵向上升的流动，让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身份、职业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向上提升。第二，推进教育深化，促进人力资本与就业的匹配，增加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义务（免费）教育延伸到学前阶段和高中阶段，并提高职业教育中的通识化水平；加强企业为主体进行的在职培训。第三，扩大家庭的时间预算曲线，减少过度加班、家务劳动社会化，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