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燕凤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夏庆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人力资本扶贫(教育、医疗、性别平等、妇幼健康、碘缺乏防治)、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交通、电力、信息化及安全饮用水)、人居环境扶贫(厕所卫生、改炉改灶、易地搬迁)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扶贫(五保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自然灾害救助及农业保险)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在根除贫困和加强乡村治理上更是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2020年根除贫困以后在防止返贫上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给中国扣上“汇率操纵”的帽子，并非是金融战开打的信号。毋庸置疑，美国抑制和打击中国的险恶用心不会轻易转变。但鉴于金融具有明显的风险特征和中国经济的体量与质量，美国在金融领域不得不投鼠忌器，难以像对待那些中小经济体那样肆无忌惮地采取所谓金融制裁，而采取局部的低烈度制裁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有关方面应未雨绸缪，加紧研究应对预案。
孙天琦
国家外汇局总会计师
目前看，Libra很可能可以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必须将其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这也符合我国现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汇率市场化进程。同时，除国家另有规定的极少数情况外，我国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是美元化。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9〕第15号公告，宣布将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形成机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启动多年却难尽全功，货币政策传导主路径受阻的状况下，人民银行的此番举措可被视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子午谷之谋”，是在常规货币政策传导的“大路”之外，打造货币政策传导“小路”的尝试。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三峡”在未来十年能否冲过去，和财税改革以及其他领域的重点改革息息相关。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公权体系和公民这三大基本经济关系必须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要推动滚动预算和全面绩效管理走向成熟；要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重点事项并加快配套改革。要将三大改革视为有机整体，把握体系框架来进行通盘规划与优化。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国内物流平台成长迅速，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少数平台的服务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但总体仍处于初级阶段，商业模式、定价、质量、市场秩序等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物流平台未来发展要以需求为导向、市场为核心；深度专业化与差异化；拓展“互联网+”“智能+”；持续创新商业模式；打造开放共享共生的生态体系。
吕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
王明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
当前，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相比，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比较突出，基础研究比例偏低，主要靠政府投入，企业的基础研究严重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较弱。与此同时，国际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创新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撑。因此，应在保持中央财政稳定投入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引导和鼓励企业多渠道参与基础研究。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人文一级教授,东北亚学院学科发展委员会主任;曾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目前东北亚地区有三种主要合作机制：一是中日韩合作机制，以推进经济合作为主要内容；二是次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大图们江合作机制与经济圈联系与合作；三是边境开放发展和合作机制，主要是沿中国边境地区的口岸、发展区等等。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个地区缺少区域性的政治安全保障机制，六方会谈机制曾经发挥过这一作用，但也是昙花一现，恢复起来阻力很大。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
秦立志
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2019年8月2日，美国以“俄罗斯长期违反条约规定”为由，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研发此前受到《中导条约》限制的陆基常规中程导弹。俄罗斯对此进行回应，威胁将在靠近美国边界地区部署导弹。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加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减少美国在周边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对总体安全环境的不利影响，这是我们思考应对后《中导条约》时代的首要问题。
赵柯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弊病暴露无遗，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在民众中所引发的失望和愤怒情绪直接导致了民粹主义思潮和势力的兴起。如何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其恢复社会包容性和经济增长的潜力，成为了当前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在此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带有“乌托邦”式的制度尝试重归西方国家的“政策工具箱”，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率先推出了试点项目。
孔繁成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近年来，产能过剩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国务院相继颁布和实施了许多具体化解措施，其中包括去产能。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其当务之急是处理好僵尸企业问题。政府过度干预、GDP晋升激励机制、金融资源错配和预算软约束是僵尸企业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应在减少行政干预、完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硬化预算软约束、加强僵尸企业的债务管理和处置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僵尸企业的退出机制。
高传华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临空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枢纽经济是一种以综合交通枢纽为依托，通过整合要素资源，发展枢纽产业，继而形成枢纽城市功能的经济模式。在各地的发展实践中，枢纽经济的成效已初步显现，但各地在枢纽经济方面的竞争大于合作，存在一些实际难题。此外，不同类型的枢纽经济在不同阶段的制约因素也有所不同。提升中国枢纽经济竞争力需要在打造综合交通枢纽、提升要素资源配置能力、构建枢纽偏好型现代产业体系、促进枢纽区域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孙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中小微企业经过近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总量、税收、就业乃至创新中的主力。但是，伴随粗放式发展，我国中小微企业存在众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企业数量过多，过度拥挤、盈利能力差、议价能力差、平均创新度不高、附加值低、管理不规范，导致我国小企业平均寿命较短。我们建议在坚持扶持政策的同时，要设置适当的门槛标准，并且通过平台建设努力提升服务，提高中小微企业内生能力。
陈光中
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立场，是以实现司法公正为宗旨，反对司法不公，特别是防止出现错案。然而，司法实践中错案屡屡发生，折射出司法在公正的外表之下，潜藏着鲜为人知的制度偏见。这种潜藏的制度偏见，非但不易察觉，而且难以消除。唯有正视司法潜藏的制度偏见，摆脱传统司法的教条和迷信，才能祛除司法公正的制度痼疾。
代宁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地理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社区农园是帮助城市居民实现“田园梦”的公益性项目，在欧洲和北美城市比较普及。加拿大多伦多有60多个社区农园，全由社区居民自行创建。不少农园土地在改造前是没有人气的荒地，改造后，不仅美化了社区景观，还为社区邻里创造了社交空间。当然，最重要的是居民可以从农园收获新鲜健康的蔬菜。在允许销售的市场农园种地，收获的蔬菜可以通过农夫市集等渠道出售。社区农园的模式近几年在中国成功推广到上海等城市。
李红娟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不仅关系到中小股东自身的投资收益，更关系到企业正常运营和恒久发展，是保护市场信心和市场稳定的基础。在我国，中小股东对公司持有股份数量较少，对公司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与大股东差别较大，由此便会产生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小股东由于其地位、控制力、影响力有限，往往在这种冲突中处于劣势地位，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权益侵权问题已成为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