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高跃光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深化税制改革以助推高质量发展，需要明晰我国税制结构、税制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厘清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特别依赖间接税、少数几个税种以及企业部门税收等特点；在此基础上，作为我国税制结构的主体税种即增值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客观的负面影响。我国税收改革与经济增长需要从数量式增长向质量式增长转变。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税制改革的方向与实施内容包括，税制改革的方向确定为提升直接税的比重以及来自居民部门税收的比重，实施重点主要在于解决以增值税为核心的减税问题。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今后一段时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更加突出四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发挥人大的作用；更加注重发挥行政管理改革对财政改革的引领作用；更加注重财政部门和各支出部门权责关系的重塑；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参与和舆论监督的作用。重点抓好四方面改革工作：重点抓好四方面改革工作，二是完善政府间收入分配制度，三是妥善处理地方债务风险，四是加快既有改革措施的落实。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中国成功脱贫的要素是：1993年前的脱贫基本归功于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1993年之后主要归功于政府系统推进的反贫困政策，其中尤其是扶贫组织建立、机制完善、强有力的行政执行能力、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巨量的资金投入等政策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的脱贫依然还是低水平的，2020年后的反贫困任务主要是提高脱贫标准与缩小相对贫困并行、从一般贫困转向特殊群体、从单维贫困拓展到多维贫困、从农村贫困延伸到城市贫困，尤其要重视的是如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要把握好城乡扶贫政策侧重点、贫困标准设定与计算等问题。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但对不同国家来说，这种影响又表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性。对日本而言，这场变局造成的国际环境变动的烈度不啻冷战时期的“尼克松冲击”；与冷战终结相比，挑战要大于机遇，影响也更长远、深刻。日本的对外战略政策据此开始做出调整，而这一调整也必然体现于对华政策、影响到中日关系。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当前，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时期需要新的战略。未来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变动、发展阶段、回旋余地等条件，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都是制定战略的依据。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发展目标，支撑住增长速度和尽可能加快发展，需要寻找关键、重点、牵动性的重大战略举措。接下来，很有必要重点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同时，还需实行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和扩大发展空间的战略。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崔鑫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策略分析师
强化监管是近年来证监会工作的一条主线。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对虚假披露的惩处制度还存在诸多激励不相容之处，主要表现在惩处力度薄弱，重大案查处，轻小案苗头，重行政处罚，轻诉讼索赔；惩处对象错位，重处罚实体，轻个人追责；以及对违规者的惩处常常波及无辜的投资者。这些激励不相容的游戏规则会造成资本市场的逆向淘汰。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些激励不相容制度做出变革，那么仅靠监管风暴、加大惩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减税降费对于小企业而言，不仅仅体现在税率的降低，还适用于普惠性税收减免，我们调研的小企业普遍反馈，税收支出显著下降；小企业对于银行的间接融资依赖性更高，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当前小企业普遍提及的主要经营压力；环保的严格执行使得小企业短期运营成本大幅上升，部分企业积极采购最先进的设备获取主动权，以实现长期的竞争力。
嘉宾: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陈冀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邓海清
华尔街见闻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
范思立
虽然LPR报价改革可以直接连通政策利率到贷款利率，但应该看到从货币市场利率到存款利率以及商业银行内部FTP双轨定价导致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到贷款利率等传导渠道依然存在堵塞。因此，LPR报价改革可能只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渡性权衡选择，并非最终模式。未来利率市场化的完成不仅仅需要存贷款利率并轨，更需要商业银行提升定价能力以及监管指标考核体系的调整。
高传胜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领导干部“部门化”倾向，实质上是本位主义作怪的一种表现而已，其根源在于组织结构与管理职能部门化而滋生的治理体制碎片化。因此，防止领导干部“部门化”倾向，需要进一步加强整体性治理。我国近些年推行的整合党和国家机构方面的改革，就是整体性治理的具体实践探索。
保罗·莫兰
英国人口学知名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副研究员
人口浪潮真正的非凡之处在于它的全球性。起初，它看上去可能只是与不列颠群岛各民族及其北美和澳大利亚后裔有关的现象；后来，它看上去像是个单纯意义上的欧洲现象；但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它关乎全世界所有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则是人口浪潮最后的潮头：世界上最后一片正在经历人口转型过程的广大地区。非洲完成这个转型过程的速度会对整个地球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乡村之所以衰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乡村缺乏产业支撑。一些“新农村”建设，由于没有产业发展甚至削弱了产业发展的条件，反而使农民陷入了新的困境。尽管人们千方百计试图振兴乡村产业，也进行了各显其能的尝试，但面对各地树立的典型，人们的态度大都是“典型很好，我们学不了”，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可持续、可复制的产业发展模式。
楚树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面临，还未成为现实。大变局是世界力量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今天，我们已能看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并未衰败，它们的制度、模式、价值观等仍有影响力。中国应首要关注自身发展，按照计划实现现代化，而不是追求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改变现有国际体系。
唐任伍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著有《管理审视──中外经济管理比较研究》《21世纪世界经济大趋势研究》等
李楚翘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为了进一步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中小城市往往通过多渠道举借债务的方式来为城市建设发展筹措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政府的债务风险。因此，客观认识中小城市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探索防范和化解中小城市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路径，对促进未来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地方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更是防范重大风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西方政治思想史、当时西方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著有《美国政府与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
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建立之初，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政治平等与社会差异的相互隔离。但在历史的演进中，政治领域的平等不断向社会领域扩展，这表现在经济、文化层面，也表现为移民和难民问题，而社会领域的差异也开始向政治领域内渗，表现为认同政治的产生。政治与社会之间边界的失守，而非暂时的政策失误，是导致当前西方国家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当前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并非简单地对某些外部因素的回应，而是西方国家内在矛盾使然。
杰佛瑞·D·萨克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正面临一系列真正的公开挑战，为此，美国、中国、欧盟及其他国家需要进一步谈判，并达成协议。这些议题应该在WTO范围内解决，而不是通过美国的单边行动来解决。未解决的挑战包括国家支持技术开发、国家对企业的扶持、产业政策、网络安全等。当前的游戏规则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因此升级WTO规则是必要的。
蓝建学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长期以来，学界对印度面向亚太的“东向行动”政策、面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印太战略”着墨较多，但对印度在其西翼广大地区的战略布局少有关注。2014年以来，印度先在“西望”政策、进而在“西联”战略框架下投入巨大的外交精力和资源，积极拓展在中东、印度洋岛国、非洲尤其东非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存在和影响力，已成为这些地区局势演变不容小觑的重要外因。目前，印度“西联”战略日渐成型，服从并服务于印度孜孜以求的“有声有色的大国梦”。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