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蔡文成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决定乡村治理的成效，它是一个综合体系，政治领导力是根本，思想引领力是关键，群众组织力是保障，社会号召力是基础。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治理结构协调性、治理主体融合性、治理体系法治化以及治理方式创新性方面的挑战和困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层党组织必须要树立先进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法、营造治理环境，不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孙海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美洲中心副研究员
基于对中国国内政策与科技创新进程发展态势的疑虑，特朗普政府已深度调整其对华科技战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科技战略在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一战略将冲击中美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稳定基础，削弱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合作关系，并将对中美在全球技术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前景产生负面影响。对此，中国需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构建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需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并强化双边沟通与协作；需拓展国际科技产业合作，并扩大中美在技术治理领域的合作空间。
钱平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分布式光伏经济发展时机成熟，处于大爆发前夕。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经济，将真正引发惠及世界的能源革命。分布式光伏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多方合力，建议把分布式光伏经济提升到经济发展新动能战略高度，制定公平合理且有序的户用光伏装机规模年度方案，推行光伏净计量法。
吴双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双重股权结构的制度设计能够保障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的股权不会因为公司股票的增发而稀释，从而保障公司核心经营团队的稳定性，但是双重股权结构制度也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风险。引入双重股权结构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比较集中的背景下，必须对引入双重股权结构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合理预期，对科创板发展背景下引入双重股权结构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对策。
邓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一般出现在一国工业化的中后期，同时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对我国而言，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适应发展环境新变化的必然举措，也是推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变革，对于积极应对当前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促进服务业转型发展与优化升级，以及提高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电子学会
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势头较为迅猛，产业规模与市场空间不断扩大，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在核心技术研发、价值链分工、人才培养等领域，面临瓶颈制约，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机器人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中国电子学会发布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19》提出了七点建议。
周宏仁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二等奖,国家科委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如何构建网络空间秩序及应对网络空间对国际体系现存秩序的颠覆性挑战，是网络空间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双重挑战。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维护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正在发展成为全球战略专家共同关注的新兴科学和研究领域之一。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要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去研究其从稳定、脆弱稳定到不稳定的全过程。这将为研究网络空间秩序提供新视角，也可形成更加理性的决策。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认知基础，从本质上说是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更加单向性地依赖于美国。美国认为，在贸易额上，中国对美出口大大高于美国对华出口；在高科技上，中国依赖美国而不是相反；在金融上，美国的全球霸权让它有超乎寻常的惩罚和威慑手段。事实上，美国的这种经济高度单向依存于美国的认知并不局限于中美。其他主要经济体对美国的不对称依存所带来的不对称脆弱，也成为了美国的外交杠杆。美国每一次单边主义极限施压，都在提醒世界警惕与美国不对称依存的脆弱性。
张新文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张国磊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曾庆捷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牛乙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全国乡村出现了形式多样的产业扶贫模式。依据产业经营主体的所有制性质和土地利用方式两项标准，可以划分出“村营市场主体”“、企业承包制”和“企业示范经营制”三类产业扶贫模式。研究显示，“村营市场主体模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公益性，但对村干部素质和能力要求较高。“企业承包制”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企业示范经营模式”形式灵活，有利于激发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但二者都面临企业、村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陈成文
江西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静江西财经大学江西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自治、法治、德治、心治所构成的“四治”体系，自治、法治、德治、心治都是实现“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重要手段。只有着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四治”体系建设，才能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就要求：一是要着力加强乡村“自治”体系建设；二是要着力加强乡村“法治”体系建设；三是要着力加强乡村“德治”体系建设；四是要着力加强乡村“心治”体系建设。
余永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美贸易冲突已经呈现了越来越多的非理性特征，美国的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我们已经难于从美国政府是非常理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或美国的承诺出发来确定我国的政策预案。现在全球产业已经开始出现某些变形，我们要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加强对产业链保护，特别是法律层面的保护。中国企业必须做好脱钩的准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非常重要。
达龙·阿杰莫格卢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全民基本收入是个有缺陷的理念，尤其是因为它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除非大幅削减其他安全网。而且，永久性的全民基本收入不能用政府债券或新印刷的货币来融资支付。现已有一个更为明智的政策：负所得税，或有时被成为“基本收入保障”。与全民基本收入向每人每月发1000美元相比，收入保障计划只会向月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个人提供转移支付，其支出因此仅相当于全民基本收入成本的一小部分。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从经济理论来看，关税意味着贸易成本的上升。虽然短期来看，关税会带来政府税收的提升，但往往会造成消费者和生产者福利的损失，并从长期视角，带来产业链条上结构性的改变。此外，关税提高导致进口产品价格变化，被加征关税一方将面临出口竞争力降低、国内生产收缩；而提高关税也往往会招致反制，如关税战中后发国家对率先加征关税国家施行报复性关税，将带来双向负面冲击。
王玉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蒋芳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致力于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经济单边主义。它是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理念的一种继承，既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国际收益分配格局的不满和对中美相对实力对比变化趋势的深层忧虑,也展现了其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和推行国家安全战略的路径；既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安全化”的一种表现，也是特朗普政府探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新尝试。
陈端
中央财经大学
肖馨宁
中央财经大学
余正樱桃
中央财经大学
目前对5G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舆情治理带来的挑战目前研讨成果并不多见。而事实上，5G带来的“高带宽、低时延、万物互联、永久在线”将重构社会生活场景和社会成员互动联结方式，社会运行机制和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式也随之发生深刻调整，5G在这些领域产生的影响力更为深远，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对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作出系统预判并研究应对方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