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朝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个能充分实现市场整合的城市体系，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中国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中国在要素市场整合上任重道远。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中国，在地区与城市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资本配置也会显著影响城市体系与居民福利。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的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反思过去的制造业外包政策和后工业时代重服务轻制造的思维，重振制造业成了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旋律。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极大地受益于制造业的繁荣和工业化的过程，服务业难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也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如何在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保持制造业的优势和传统，是一个持久的考验。
陈伟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金融学院教授
王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副教授
全球经济治理是基于制度的治理,围绕制度的纷争及其话语权的大国博弈是当下全球经济治理的特征。随着美国实力相对的持续下降,美国背弃多边制度体系,引发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话语权博弈。中国需根据自身的国际定位、发展阶段和外部制约,审慎地选择话语对象,避免话语对抗、维护多边制度,并选择适当的策略路径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体系的合理变革。
刘尚希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预算绩效应构建新的逻辑：一是预算绩效的本质内涵应指向未来的公共风险，衡量绩效的理论标准是能否有效对冲公共风险，能否使公共风险收敛。二是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实质上是全面风险管理，目标是应对新时代各种的风险挑战，对冲公共风险。降低或减少公共风险，提升经济社会的确定性，就是提高预算绩效。三是只有转向未来风险逻辑，才能摆脱当前预算绩效管理的困境。从全球化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预算绩效管理。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东京湾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主要依靠人工规划而缔造的湾区，和自然形成的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相比，有更为明显的规划设计和精密实施的痕迹，成为人工规划湾区建设的典范。它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重大问题和解决方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即使中国再重申“不另起炉灶”，未来中国的发展和治理不再如改革开放年代那样受益于既有的、稳定的、有保障的自由国际秩序。世界继续在动荡中，未来无非是有序或者无序两种情况。而中国可能为有序贡献。中国组织的国际组织并不能让一些关键国家（如美国）参加，而美国假如也构建其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将不再被纳入。世界在秩序上可能走向分裂，多个秩序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冲突。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我们以经济增速为核心指标，将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12个小周期。总体而言，这些周期从属于三大阶段，在经济规律和历史环境的碰撞之下，于经济波动的路径、动因、关联性等层面呈现各自鲜明的特征，为洞悉中国经济发展脉络提供了超长期的历史视角。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增长性、稳健性和灵活性三大特性。由此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演进有望进一步趋于平稳，高质量发展时代的增长韧性和结构性机遇值得期待。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人文一级教授,东北亚学院学科发展委员会主任;曾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作用需要坚持开放，不仅是经济开放，也要思想文化开放，不仅要自己走出去，也要让人家能进来，让思想、文化进行双向、多向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在交往中提升影响力。百年变局中的中国和中国与百年变局，这是两个大课题，需要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别于过去，开创新世纪。
左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为了有效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难题，在创造有利的外部帮扶环境的同时，必须正视贫困人口的脱贫主体地位，下足绣花功夫、深刻理解深度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特点，通过发挥深度贫困地区的资源相对比较优势、促进地方生存性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教育等方式来充分激发深度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培养贫困人群的脱贫能力，如此才能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实现“真脱贫、脱真贫”。
臧云鹏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农业现代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性探索和长期不懈的实践，一步一步转变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框架下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在资源约束加大、人口压力加剧、国际环境复杂、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的形势下，我国农业现代化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建立高效、优质、节约、友好的品种研发体系，鼓励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品牌化经营，促进建立“四位一体”的农业经济体系，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未来方向。
燕继荣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党政军民社高度一体的制度，具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领导和动员系统、高效的政府执行系统、高度集中的中央协调系统。这样的制度安排在实现国家的统一性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有些时候也存在“短板”，表现为：国家上层制度相对完善，且功能强大；但国家下层制度薄弱，且功效不足。进而造成了国家治理更多地表现出党政作为“内系统”虽能够发挥强大功效，但缺乏社会作为“外系统”的积极呼应，存在内外系统脱节的风险。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在“通俄门”无疾而终、“边境墙”龃龉影响不大的情况下，此次弹劾的案由并不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显示出民主党已经拿不出遏制特朗普的“杀手锏”。一旦弹劾失败或不了了之，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或许将进一步受挫。同时，近几个月的政治波澜均未撼动特朗普的支持率，说明其票仓和政治影响力仍然难以撼动。这意味着中国应当做足特朗普连任的准备。中国此时应当充分认识特朗普希望连任的动机，抓住大选之前的窗口期，尽快谋求达成协议。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2014年提出打破刚兑是个前奏，从2016年中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开始，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大出清。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在不破坏中国经济系统性稳定的前提下，悄无声息的把过去十年金融自由化埋下的“雷”一个个拆掉。如果用十二时辰来描述这场出清，也许现在我们正处于午时，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时间，这是一天的中间点，也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刻。
王永利
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
近日，Facebook正式披露，其准备推出的稳定币Libra，将接受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新加坡元五种货币兑换产生，由此形成的储备资产货币篮子的结构是：美元50%，欧元18%，日元14%，英镑11%，新加坡元7%。Libra要与一篮子货币综合挂钩，听起来似乎更能增强其货币的创新性，摆脱只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不可避免的“代币”阴影，但其管理规则的形成与落地运行将面临更加复杂而深刻的挑战。因此，尽管Facebook宣布了Libra的篮子货币结构，并不意味着Libra就能很快推出和落地运行，其能否成功推出依然充满悬念与挑战！
郭凯
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徐昕
王一飞
姜宁馨
基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我国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再出发。此次再出发，应该立足长远，从过去需求驱动型的国际化变为供给驱动型的国际化，着眼点是创造人民币国际化合适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同时，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人民币国际化设定短期目标，但时时处处以是否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权衡政策的参考，以人民币国际化为锚。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何青
增加为民生减负的专项附加扣除，是我国个税法第七次修正的最大亮点。然而，收入在起征点以下的低收入人群没有在本轮税改中享受到专项附加扣除的红利。相较于中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而未惠及这部分人群的减税新政对再分配与消费刺激的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应引入“负所得税”制度，即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将专项附加扣除红利惠及起征点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此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居民消费，推动税制改革不断完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