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柳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对华为、中兴的禁售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缺乏控制力，没有占据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链主”位置和关键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不够。在新兴产业当中，需要集中力量突破核心技术是产业界的共识。中国要主导任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门类，促进国家经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不是靠依赖在各个产业投资更多的下游巨无霸组装和加工工厂，而是需要培育更多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部件的上游隐形冠军企业。
卢锋
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
在非瘟疫情难以很快彻底根治背景下，控制疫情主要依靠养殖企业加强生物安全保障防范措施，恢复生猪产能和稳定猪肉生产更需借助政策调整，并取决于微观主体对市场形势和政策信号的相应能力和状态。非瘟疫情发生以来，高层高度重视并多次发文和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相关应对措施，尤其是上个月国办发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在养殖用地、贷款融资、结构性补贴、规范禁养、产销衔接、疫情防控等方面系统推出了二十余项新政策。多策并举、上下互动，相信我国最终定能战胜本轮超级猪周期的冲击考验。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猪肉价格上涨的压力却在同时显现。宏观政策似乎陷入了“三难”的境地：如何在提振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物价的稳定？如何在放松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如何在结构性控杠杆的同时，解决实体融资需求不足的问题，以定向宽松促进经济增长？我们的分析显示，汇率能够成为同时实现稳增长、稳物价和稳杠杆“三稳”的有效手段，并能达到对制造业的精准滴灌。
虞崇胜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科研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著有《政治文明论》《中国行政史》等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后半程，必须准确把握制度变革与制度定型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制度变革是制度发展的主旋律而忽视制度定型，也不能因为推动制度定型而搁置制度变革，而要按照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推进制度改革与制度定型的双重合奏。而且，还应明确，无论是制度定型或是制度变革，都只是制度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制度发展的最终目标，制度变革和制度定型的终极目标是要提升制度秉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近两年，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国家与地区都通过双边及区域谈判布局以及发布提案、声明等方式，增强各自在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力。与此同时，2018 年以来，美国、欧盟、加拿大等成员国先后就WTO 改革发表了书面意见，我国商务部也提出了针对WTO改革的三大原则和五项主张，这些都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全景图。透过这些重大谈判，新一代国际经贸投资规则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并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与趋势。
蒙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想象，而是中美关系面临的真实挑战。但紧张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掉入战争陷阱。战争与否主要并非由守成国决定，而更多取决于崛起国的选择。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代的“修昔底德陷阱”已经从军事战向经济战转型。因此，我们应对守成国在后一种战争上的任何行动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吉塔·戈皮纳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预测经济在2019-2020逐步复苏。但2019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速是1.9%，2020年会下降到1.7%。复苏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是4.1%，但是到2020年会达到4.7%。但我们已经下调了一些大的新兴经济体的预测，除了贸易冲突，同时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印度的内需疲软、巴西的政策不确定性、俄罗斯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等等。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人类社会尝试过的许多体制，都曾创造过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但极少能够解决不平等问题。因此，深圳要“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展现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一方面当然需要极大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必须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公平共享，实现包容性发展。这个理念需要在深圳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全过程中得到严格贯彻。
陈怡俊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博士后,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博士后研究员
社会自治能力的重新生长需要一个引导、扶植和培育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继续朝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还需以具备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下放的社会基础，由此，社会公共领域治理瓶颈的解决路径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创新治理模式。在这一治理理念下，引入市场机制、构建规模化的社会组织竞争性平台，强化对社会组织公共属性的培育就至关重要。
杜志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肖卫东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改革以来，家庭经营型、股份合作型、工商租赁型土地规模经营稳步发展，服务带动型农业规模经营快速发展，尤其是，家庭农场日益成为集生产与服务于一体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当前，农业规模经营还存在土地经营规模偏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土地流转“被流转”、流向不合理、土地租金显著上涨等突出问题。因此，加快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要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优化农村信贷供给政策，有效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难；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提高农业经营主体风险保障水平；着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健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通过对用各地彩票销售、居民收入结构和用电量变化等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中低收入群体或许正在向西南方向回流。包括四川、云南、安徽、广西、江西、湖南、海南等省，用电量相对增速较高，反映了较为明显的经济活跃程度，这对中低收入群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在西南中国，各省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倾斜力度出现了差异。
马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马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接连兴起，数字化转型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旋律。数字化转型让各类要素重新配置，生产制造更加智能，供需匹配更加精准，专业分工更加精细，国际贸易更加广阔，掀起了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演进的重大变革。建议敏锐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窗口，根据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规律，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我国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
莫荣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马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数字化转型给就业带来显著、深远、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就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灵活就业形式越来越普遍。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建议抓紧制定未来5—10年的就业促进规划，完善劳动、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工作性质变革和就业结构调整。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和国家理论,著有《巴西:翩翩起舞的桑巴》《印度:阔步前行的巨象》《超级大国与大国》等
互联互通是人类组织形态变迁的核心动力，它对国际体系和主导单位进行了双重的塑造。互联互通可以分为功能型互联互通和价值型互联互通，功能型互联互通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而价值型互联互通相对滞后。当前，国际秩序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中，中国外交在国际秩序转型过渡时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经历着从中国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的历史性转型。“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五通”为核心的互联互通是国际秩序与中国外交双重转型的动力。
汪仲启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博士
国家治理现代化，很重要的维度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构成当前基层治理科层化、机械化、技术化的大背景。但同时我们应当意识到，情感治理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我们不妨设计一些可行的制度，给基层治理保留一部分灵活和弹性空间，例如，允许基层治理使用部分现金和实物。同时建立并落实严格的财务公开制度，以更好地预防基层“微腐败”。
金志峰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庞丽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杨小敏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城乡学校布局过程中存在片面注重规模效益、过度开展撤点并校的问题，加剧了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的衰落。布局问题背后有主观的价值取向、决策机制和政策执行等问题，也有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和地区差异巨大等客观因素。当前应深刻认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紧密关系，牢固树立城乡融合义务教育发展观，研究制定科学的布局标准，立足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城乡学校布局，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和内涵式发展，推动城乡教师队伍一体化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