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夏立平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对特朗普总统“乌克兰通话门”弹劾调查有三种可能的发展趋势：一是众议院通过对特朗普总统“乌克兰通话门”的弹劾案，但在参议院被阻。这种可能性最大。二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未能通过或未能表决对特朗普总统“乌克兰通话门”的弹劾案。三是弹劾动议在参议院通过，特朗普总统下台。按照总统顺位，将是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位。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弹劾调查中美国会众议院将会全力挖出特朗普的各种丑闻和违法事实，若这件事情特朗普没能妥善处理，美国民众基于对民主价值观和权力制衡原则的维护，可能转向支持其他总统候选人。
管涛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
目前，市场已经消化了人民币汇率破“7”的冲击波。但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未来“基准情形”、“好的情形”和“坏的情形”交替出现的可能性较大，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维持震荡走势，其中，内外部基本面因素决定汇率是升是贬，市场情绪驱动汇率波动。然而，一旦“差的情形”持续时间较长，就会增加人民币汇率维稳压力。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需要建立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预案，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今天，中国社会面临严峻的社会信任危机。而“法治”的重要性在于其是确立社会信任的制度基础，也是防止社会信任解体的最后防线。没有了这道防线，任何社会信任就会变得不可能。如果不能解决“法治”问题，社会信任危机是必然的。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从法治做起”，既符合执政党的需要，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陈龙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国家治理成本反映着整个国家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全球竞争能力。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速重构，全球竞争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尤其是未来中美竞争将趋于长期化、常态化和激烈化。为此，亟须降低我国的国家治理成本，提升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和能力，平稳度过未来二三十年国家转型的关键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张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
孔梅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
未来一年多的时间是脱贫攻坚战役最后的冲刺阶段，能否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关乎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开展。因此，在2020年前的这段时期内，丝毫不能有所懈怠，未脱贫县要坚决保质保量地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已脱贫县要巩固提升脱贫的质量，防止返贫，促进减贫的可持续性。此外，要因地制宜，分类分地区有序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张占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式崛起》《博彩业与政府选择》《股票期权与国有企业激励制度》等
孙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十八大以来，中国“放管服”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头炮”、政府职能转变的“先手棋”。但是，当前中国“放管服”改革仍然面临着政策落实不到位和社会参与度不够、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滞后、政府监管服务效能依然不高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新起点，为进一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客观上要求中国“放管服”改革仍需不断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
张鸿韬
周口师范学院副教授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可以通过调整中西部的产业布局，优化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通过创新驱动来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效率，进一步拓展技术外溢渠道；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治理，增强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促使国际贸易对象的多元化，逐步替代美国在中国外贸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等途径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华强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
成政珉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上海]高级研究员
这个世界在19世纪曾经被欧洲化，到20世纪又被美国化。如今，世界正在亚洲化，其速度之快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亚洲的崛起十分迅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有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地区就从低收入升到中等收入。到2040年，这一地区很可能创造全球50%以上的GDP，并占据近40%的全球消费。我们已经进入作家帕拉格·康纳所说的“亚洲世纪”，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过去40年来，中国在贸易、金融、数据和文化方面已经融入全球体系。但是，随着美国拥抱保护主义，加强全球一体化将要求中国对其政策进行调整。继续融入全球体系，中国政府至少需要克服四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控制债务；第二个挑战是中国必须设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三个挑战是，在成为主要盈余国数十年之后，中国需要着手调整，以实现经常账户的大致平衡。第四个挑战，是面对着不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商品、资本、数据、人员和文化过度或不均衡流动带来的焦虑造成的。
刘奇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实施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生成了二元社会结构， 同时孕育出深刻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城乡二元文化，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的二元性，不是靠发几个文件，用一纸政令就能解决的， 其背后隐藏的是公共产品的公平配置，城乡差距的合理缩小，社会利益的公平维护，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下还有诸多待解的矛盾和难题。
叶岚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有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层智慧监管呈现从管理模式创新到信息化再到智能化的多阶段多源流模型的特点。智慧监管对提升基层市场监管综合效能的创新机制来自线上与线下监管“双轮驱动”的咬合效应，新技术在智慧监管不同阶段的渐进式增强作用，以及构筑“全景敞式空间”实现从运动式到无缝隙监管，建立广泛数据关联提炼高价值监管信息并辅助科学决策，以感知、预警、预测实施预防性监管并促进监管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更好推进基层智慧监管，应进一步强化开放式监管理念，实现线下管理变革与线上应用创新的统筹推进。
刘一展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副教授
张海燕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
2019年4月10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正式生效。依照该条例，如果欧委会认为某一成员国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影响一个以上成员国的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可能影响欧盟利益，欧委会有权对该投资发表意见，成员国须最大限度地考虑欧委会的意见，成员国如不遵循其意见，需向欧委会做出解释。中国应积极对待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改革，加强沟通对话，增强互信，加强规制研究，提高中国企业应对欧盟投资合规审查的能力。
王玉斌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乾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农业生产托管能够实现服务组织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共赢，而合同是保障这一共赢利益分配格局得以稳定实现的关键。基于典型案例分析，将农业生产托管利益分配模式划分为无收益约束型、监督主体介入型、保底产量型、“保底产量+分红”型以及合同外附加收益型，五类利益分配模式中服务监督主要形式、服务监督强度、剩余控制权归属以及利益分配模式普适性等要件各异，特定的产生背景决定着各类模式存在的合理性。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在无锡桥梁倒塌案件中，仅仅追究司机的责任是不合适的。货车司机处于社会底层，虽然我们不能因为生活艰辛而为其超载辩护，但是如果棍子只是打在最贫弱的群体，而不考虑相关参与人员的客观责任，那明显是不公平的。如果治理超载只是侧重对司机的惩罚，而忽视盘根错节的其他乱象，如果不改变以罚治超的顽疾，不去触碰导致超载的其他利益群体，包括车辆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管理货车超载的渎职行为，桥梁的设计、维护、管理机构的责任，那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王宇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
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20多年来，任凭风云变幻，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坚定前行。浮动区间逐步扩大，中间价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开始双向浮动，弹性不断增强，国际收支走向再平衡。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产业换代转型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增长。
薛澜
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等奖项
赵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新兴产业在中国发展迅猛，却不可避免带来治理难题，成为当前国家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针对新兴产业发展的特性，产业治理需要重新考虑法律假设，风险研判和利益平衡等三个维度问题，并建立以敏捷为核心的治理框架。针对新兴产业的敏捷治理的核心是匹配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资源，应在治理原则、治理关系和治理工具上有别于传统治理框架，从而实现治理核心目标的有机平衡。同时，在敏捷治理思想的引导下，新兴产业应在治理框架的灵活性和全面性上进行持续建设。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