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霸权地位的演变就像任何事物一样，它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变化和消亡的阶段，美国的霸权演变我把它分为5个阶段，它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奠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型于冷战时期，膨胀于后冷战时代，衰落于后后冷战时代。美国霸权的衰落跟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衰落是两个概念，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的经济还在增长，它的综合国力还在上升，作为一个国家它还没有衰落，但是它的霸权主要是指它对世界事务的控制能力，它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控制能力在下降。
王静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副教授
刘晓晨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政府数据共享，是与政府数据开放相对应的概念，特指行政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政府数据的行为，政府数据开放则指行政机关向本机关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开放数据的行为。政府数据共享是政府数据治理的前提基础，关系着政府治理在现代信息社会转型改革的成败。但是，实践中，政府数据共享的局面尚未实现全面突破，在很多地方，政府数据共享还停留在“说起来重要”的阶段，仅仅是无关紧要的部分数据的共享，数据共享的覆盖面不仅严重不足，而且共享的质量不过关。
李国英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周边小城镇存在着共生与竞争的关系，这也是都市圈发展的原动力。特色小镇是城市化进程中非连续性、过渡性的政策手段，它的发展顺应了都市圈以及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在都市圈内通过公共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引导产业和人口疏解，将地理邻近的大中小城市整合为高效的城市网络，通过高端要素的集聚和产业链的延伸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可以说都市圈重塑了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格局，也使得核心城市与小镇协同发展、和谐共生成为可能。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中美贸易协定的达成对于稳定预期有积极改善，对下一步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有比较大帮助。由于预期稳定，引进高品质外资和技术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好的影响，越是高技术产品前期投入会越高，而且市场开拓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它需要稳定的预期。从这一点上来讲，中美贸易协定对于明年经济向高质量转变发展有长期影响。
田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如果通过大量新增租赁住房的供应，使2.5亿流动人口尤其是1.7亿左右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中安居，将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益处：一是可为城市新增1000-2000万因照顾留守儿童而不得不返乡的留守夫妇作为城市新增劳动力，大幅减缓城市中低收入劳动力工资过快上涨的压力。二是流动人口安居后，对居住品质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将大幅增加有效消费需求，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有利；三是近千万农村留守儿童可以在流入地接受较好的教育，这将从中长期增加高质量劳动力供给。
李瀚林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李兴山
中央党校原教育长、教授
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和劳动投入型增长路径，因其投入的资本和劳动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都是属于生产要素，实质上是要素驱动增长路径。而终端产品消费驱动型增长路径是从消费端分析的增长路径，目前中国无论是从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以及供给消费的能力都不足以支撑这一路径。创新增长路径实质上通过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引起的效率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之路在于创新是符合增长事实和客观经济规律的。然而我国创新支出与GDP之比（创新强度）却远远低于创新强国美国，德国和日本。要实现中高增速的高质量增长，创新路径是必然选择且任重道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
进一步减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经营状况和利润的增长，间接促进投机和就业，且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幅与企业营收状况的增幅基本成正比。其次，由于我国企业普遍享受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减征优惠，因此单纯调整企业所得税税率难以奏效，对于已享受税率优惠的大部分企业而言，直接受益并不显著。然而，兼顾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已经形成的企业税收负担不平等，以及可能导致企业避税申报等消极行为，未来的改革方向应重点集中于现有高税负企业的减税，以及对于边际税率累进跃迁幅度过大的抑制。
易宪容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及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教授
天秤币是对应于法币及资产的一种链生币；天秤币的去中心化和去信用化，其实是把交易中的信用关系用技术方式进行前置性预设，隐藏着极大的风险；作为发行、管理及监管天秤币运行的基金会，或者说一家企业联盟，其信用也劣于国家信用。可见，天秤币不可能成为一种现代主权信用货币，它承担不了现代国家主权信用货币的职能。假定天秤币是一种社会认可的信用货币，天秤币也无法成为一种跨境的、超国家主权的全球货币，其存在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文宏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慧龙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自上而下的考核失当、自下而上的动力错位以及上下默会下的生长空间，共同构成了基层形式主义的底层根源。基层形式主义不简单只是基层官员的思想作风问题，而是关涉上层政府考核的方式与能力问题，基层政府执行的动力与能力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失调与合力问题。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基层形式主义背后的这些因素亦形塑着我国压力型体制在基层治理场域的具体样态，折射出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管理主义、技术治理的崇拜情结，构成了理解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的一条暗线逻辑。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余心玎
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自从1995年WTO成立以来，全球GDP累计增长近250%，全球贸易增长约270%。对国家间贸易争端进行专业公正的裁决，则是取得这一成功的关键。重振WTO需要改变其规则。也许上诉机构法官应该通过多数或绝对多数表决任命，这样就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阻止被提名人。此外，该机构法官可以增加到15人，以适应贸易量的增长，被任命者的任期也可以延长。或者是，最后三名法官的任期可以暂时延长。
蒋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浙中陆家村利用广场舞趣缘群体的社会关系在村内带动妇女开展垃圾分类，并依据社会关系建立“党员农户”的垃圾分类联系小组制度，还通过熟人社会的各类人情、面子等关系来维护垃圾分类机制的正常运行，建立了系统、有效的垃圾分类处理机制，且促进农民养成了自觉的分类行为。面对现代农村社会关系迅速变化的状况，开展农村环境治理需要修复与创造社会关系，使其能够与环境制度、行政管理、网络技术等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现代化。
林莉
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呼唤下，农村社区治理有着不同于传统社区治理的特性，需要逐步实现从村民自治走向共治的协同治理，整合社会资源、理顺治理逻辑，走出符合中国时代需求的治理之路。支撑这种治理轨迹发生变化的内在动力，正是对乡村价值的挖掘与重塑，通过乡村价值振兴实现农村社区的协同共治。因此，新时代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构建，应从乡村价值的重塑入手，明确农村社区自组织内部的协同定位；基于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实现农村社区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从而促进城乡融合。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虽有对逆周期政策发力的较高期待，但2019年却是我国经济下滑较快的“痛苦”年份。究其原因，全球经济周期性放缓无疑是重要拖累，但国内结构性减速更不容小觑，两者叠加共振效应明显。展望2020年，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有望阶段性缓解，这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的边际改善。但结构性掣肘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依然突出，供给侧改革仍将贯穿宏观调控的主线。迈入新的十年，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有待激发，各界对市场化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企改革、债务化解、都市集聚等领域的发展或将有所提速。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莫尼塔研究高级分析师
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一新一老两大扰动，一新是通胀问题，一老是中美冲突。我们认为，通胀2020年初到达高点后，仍面临不确定性，下半年CPI同比回落幅度可能受限，从而货币政策的降息周期只能是“小步慢跑”的；经济增速仍将在中美冲突拖累中下行，但房地产市场大体稳定（预期增速7-9%），基建投资继续温和回升（预期增速6-8%），制造业投资企稳上扬（预期增速5%左右），消费和服务业的稳定器作用不容小觑，从而能够对冲部分外部压力，预计2010年GDP增速在5.9%-6%之间。
刘大勇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地方政府在科技创新与教育领域加大公共投入，短期内可能没有显著推动经济，但长期来看却会显著带动经济发展，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和动态特征。因此，对市场环境的培育和完善需要地方政府长期持续地努力。如果长期缺少在科技创新及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经济周期可能会过早进入下行阶段。地方政府通过提升在科技创新及教育方面的公共投入及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可以不断培育市场的活力，提升本地对资源和人才的吸引力，为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建立基础。
尚福林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
当前，金融服务民营企业仍然面临诸多难点。民营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的金融资源与它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还不匹配，主要受宏观环境、微观主体、金融体系等3方面因素影响。做好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需要适应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更好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既要立足解决当前实际困难，又要着眼长远完善制度环境，重点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