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当前中美贸易战不断激化并呈长期化的趋势，中国有必要在和美国不脱钩的情况下，在外交、经济各个领域中另辟蹊径。中国这几年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和现在中日韩和RCEP的峰回路转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尽管美国也在2019年11月启动了其在亚太地区的“蓝点网络计划”，用以推动美国的标准和规范，但它并无法阻挡中日韩和RCEP区域经济整合的进程。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的一年，经济仍然有“保6”的需求，将会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而且短期中国经济有能力“保6”，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继续宽松的空间。财政方面，专项债还有扩容的空间，2.8%的赤字率还有突破的可能，基建仍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着力点，会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大传统基建补短板和新基建投入力度。货币方面，目前的利率降幅还很小，1年期LPR只降了16bp，过去一次降息25bp起步，2014-2015年那轮降息周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了140bp。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教授
把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通常会遇到的增长瓶颈问题，进一步聚焦于临近高收入门槛时的特殊挑战，对于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在这个特别的发展阶段，长期形成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恰好形成交汇。围绕着“门槛效应”，特别是中国面临的可持续增长挑战，需要在看似对立的经济学文献及其政策含义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虽然这并不是说需要做出经济学范式的转变，但是，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要求政策关注点有所转变。
郑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过去四十年，由于中国具备了中国新经济企业发展的“天时”（恰逢以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地利”（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释放的改革红利和拓展的发展空间）和“人和”（基于中国企业家的勤劳和智慧完成的大量制度创新），中国目前成为全球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包容“同股不同权构架”，允许投票权配置权重向创业团队倾斜，我们可以预期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将为新经济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有道是“礼不下庶人”，大国间的“社交礼节”往往无法框定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的交往行为——尤其是当这两国在彼此交往过程中都缺乏必要的规则意识时，那就只能各行其是，然后互相斥责对方为“撒旦国家”或“流氓国家”。而借助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定位等高新技术所打造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定点清除能力，或许将赋予超级大国以“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掌握上述技术能力的超级大国间将借助新的“恐怖均势”形成新社交礼仪，然后威慑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并由此奠定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
陈义媛
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通过将土地转包给当地的家庭农场（“代管户”），企业得以将这些家庭农场吸纳进自己的产业链中，并利用本地人的社会资源，如熟人社会的“人情”“面子”“内外有别”等原则，解决劳动雇佣、监督以及村庄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本文认为，家庭农场所赋有的社会资源可以成为下乡企业化解社会困境的润滑剂，贡献于资本积累。
王诗宗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鹏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J省L县农村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执行的研究表明，以政-社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策略实质在于，为了实现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连带关系和奖惩、激励机制的设计将各方力量整合动员到政策过程中，并通过身份构建将各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和认知合理化。目标约束下基层政策执行中创新策略，使得执行者能够自主地建构公民的社会身份，进而影响其行为，巩固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并将公民纳入到政策执行的链条中，从而实现政策目标。
杨弘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郁
白城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吴易哲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土地经营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租佃模式到土改模式、人民公社模式、家庭联产承包模式的变迁。不同土地经营模式在孕生不同农民、农村与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催生了与之相匹配的农村治理方式。在土地延包和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不断完善的土地“后承包时代”，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仍然是农村土地经营的必然要求，农村治理也仍会延续国家权力逐步撤出、多元治理不断增强的态势。但国家权力撤出并非意味着国家放任农村治理发展。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相对于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的有条件、有区分的生育政策而言，全面放开生育更为公平。且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因为当前人口形势紧迫，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2013-2028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将大幅下降31%，越晚调整越将事倍功半。
倪鹏飞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丁如曦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徐海东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比较2019年与过去更长一段时间的相关主要变量的变化轨迹发现，中国楼市发展具有一定规律性并在发生新的变化。房价增长与经济增长从相背而行转向相向而行。自2000到2018年，房价总体领先经济增长的波动，从而与经济增幅在同一时点相背而行。但自2018年之后，房价增幅与宏观经济增幅开始相向而行，进入同步下降的通道。
廉德瑰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表面上看日美是同盟，但在贸易领域美国打压中国的结果也使日本受到经济损失，在中美贸易战中日本企业也遭到打击。从这个侧面看，日美贸易摩擦也在中美贸易战中继续存在，在一定意义上，中美贸易战是日美贸易摩擦的延续。日美同盟是把双刃剑，存在着难以破解的悖论。它既是日本防卫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日本受制于美国的紧箍咒。目前，对日本来讲，同盟中“被卷入”的担心日益增长，“被抛弃”的担心也在贸易摩擦中成为现实。
范恒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
建立利益平衡机制涉及国家全局、战略大局，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其意义是多方面的，简要地说，一是有利于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要素，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三是有利于保障公平正义，全面调动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社会的创造力；四是有利于约束政府行为，推动实现规范决策和科学决策；五是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六是有利于完善治理构架，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建设。
刘玮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冷战以来的经济全球化重新塑造了美国经济制裁的手段和实施方式,美国经济制裁的效果依赖于外交手段的配合、国内政治的支持以及目标国的反应。随着国际秩序进入重组新阶段,大国权力竞争日益成为美国发起经济制裁的重要动力。作为霸权国,美国滥用经济制裁不仅达不到迫使对手让步的预期效果,还会破坏国际秩 序的稳定和开放,侵蚀其长期形成的战略优势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潜在的制裁对象国应积极制定制裁和反制裁战略, 在采取"隔绝""对冲"等防卫性措施的同时,积极完善国内制裁 法律和制度体系,促进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和调整。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宏观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对当前中国尤为如此。2019年的宏观政策操作在不少方面比以往有了明显改进，同时仍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一是，CPI、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赤字率等政策指标的设定有待完善。二是，货币政策的力度有待提高。三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有待提高。四是，部分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需要进一步增强。五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预期管理需要进一步强化。
李东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19年，在大国关系方面，上一年的一些特征呈现出加强趋势，中美、俄美战略竞争强度上升，世界格局继续处于调整与重构之大变局中，不确定因素增加。军备竞赛加剧、一些地区局势动荡、抗议活动频繁，也是2019年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的主要特征。此外，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及大国博弈等因素影响，国际社会对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政治意愿下降，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作用下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也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海外利益保护面临新的挑战和风险。但无论是大国战略竞争还是中国周边安全问题，仍在可控区间内。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项目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乡镇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关键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面临着众多“体制性困局”：权责不等而在“压力型体制”下失衡运转，“层层加码”而使失衡运转日益严重，钱少事多而在财政拮据中无法自主，人杂活多而在“纷繁事务”中被动工作，考核检查而在“形式主义”中拼凑应对，同时乡镇干部队伍的稳定性令人担忧。只有深化体制性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健全乡镇政府的权责体制，扩大基层民众的民主参与，才能构建民主法治的乡村治理体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