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国家学说是现代政治学或者现代政治分析的基石：现实中，政治要么发生在民族国家之内，要么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理论上，政治学中的关键概念、主要议题都与国家概念丝丝相扣。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很可能釜底抽薪、彻底颠覆现有的国家理论。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传统国家理论的支柱性概念——暴力、战争、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国家理论需要改写，现代政治学恐怕也到了改写的时候了。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总括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更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来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王炎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互联网出现后，我们如何面对硕大无朋的电子记忆？每天坐在电脑前，或手上拿着移动设备，我们时刻调取着网上信息，上传、下载数据。上网不只为了社交，转帖、发帖、分享文章、发表意见，都是向全球信息库贡献数据。世界各地网民分享你的信息，也上传数据供你使用。没有谁觉得肉脑记忆力不够，才上“万维网”（www.），但你确实在用超文本（hypertext）链接，向互联网索取或贡献着记忆。在电子记忆的时代，“学习”是否具有了不同的含义？
刘泽刚
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副教授
大数据运营在收集使用大量身份信息的同时却无法赋予用户网络主体身份。这种身份悖谬是由互联网结构、大数据模式以及法律规范不足共同导致的，也意味着数据自决和意思自治难以实现，政府监管和法律保护才是当前信息隐私保护可行的主导机制。我国信息隐私主体的现有法律定位模糊。未来立法宜正视互联网发展的现实，兼采欧美之长，适度提高信息隐私身份定位，但应避免设置副作用明显的权利。宜在加强对企业监管的同时，综合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机制提升大数据隐私的保护质效。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旷日持久的中美贸易战随着12月13日两国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有所降温，这对双方而言似乎都是一场“胜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第一阶段协议终止了贸易战继续升级给中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然而，双方在表述和措辞上的不一致也说明，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上，双方尚未达成共识，不确定性依然笼罩着中美关系的前景。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教授
2020年按照现行标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以及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三个要求在思维逻辑上和工作方法上是有机统一的，应该从一个完整统一的高度来理解。也就是说，及时探讨未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同时也是当前巩固脱贫成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
受访者：张明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采访者：王一彤
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仍是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与基建投资。在制造业投资方面，应该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应该着力通过政府发债来实现“补短板”，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如下领域：1、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2、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3、通信网络建设（5G）；4、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5、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与冷链物流；6、农村基础设施。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中国金融抑制环境明显改善，但金融抑制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高位。目前，中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可能转变为负，消除金融抑制成为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为此，必须通过市场化的“三步走”实现金融深化，即平衡财政收支、改革资本市场及放松对银行的管制和担保、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和外汇的可自由兑换，从而消除要素市场的分割状态。
刘晓春
SFI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
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制订经济发展规划、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都是必须的。但制订了规划，出台了政策，余下的事，应该由企业自主决策和选择，没有必要去指导和扶持，更不应该指定企业去做什么，给企业下任务、下指标。如企业是否上市，是企业的选择，不应该变成是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应该由企业与银行按照商业可持续和法制的原则和方法处理。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制环境和营商环境。
中国银行研究院全球经济金融展望课题组
执笔：廖淑萍
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
2019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仍在升级，国际贸易、制造业生产、消费投资信心等降至近年来低点。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降息，全球货币宽松再度来袭，金融市场高流动性和高泡沫并存。展望2020年，国际上普遍对经济走势表示关切。课题组认为，全球经济下行趋势可能在上半年延续，下半年有望筑底，全年经济增速约为2.5%，较2019年下降0.1个百分点。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从海湾战争到现在，美国对中东地区正从全面控制到现在逐渐失去控制。这种地缘形势的急剧改变使得地缘势力纷纷崛起，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更是复杂而多变。对亚洲国家和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未来，美国依旧存在某些特殊的机会和可能性来重组中东地区的战略，不过这种可能性要视美国国内政治而定。对于世界来说，如何适应一个不稳定而缺乏方向感的中东，明显是一个重大挑战。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无论华盛顿高兴与否，它都需要接受一个现实，即中国不会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此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不可能轻易被美国击败。中美之所以能够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说明双方希望能找到一条使两国相异的经济体制实现共存的路径，这对未来一个时期延续中美经贸谈判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中美两国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但竞争应当基于彼此都能接受的规则，并且不导致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利益受到损失。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近年来，人们对中美新冷战的担忧不断上升。不过，对这两个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更恰当描述，应该是“凉战”。凉战的特征不是旧式的利益圈子和代理人战争，也不是“保证彼此相互毁灭”的威胁，而是大范围竞争和深度相互联系的前所未有的结合。中美之间正在展开的凉战远不如冷战那么刻板。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它的副作用，需要双方都认识到，在一个互通互连的世界上，加强自身地位的努力如果破坏了全球稳定与活力，就会变成弄巧成拙。贸易战使这一教训尤为突出。不幸的是，几乎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教训已经被汲取了。
陈健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全面制度建设阶段，加快环境监管体系改革，是重塑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法治政府，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从本质上讲，建立和完善包括环境监管体系在内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联合调研组
近期由于供给下降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影响了老百姓的餐桌，引发了政府的高度关切。国务院常务会专门研究猪肉保供稳价， 各部门也纷纷出台落实举措。在省负总责、“ 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的压力下， 各地养猪压力和动力空前高涨。对照当前的“ 肉荒” ， 反思过去几年一些地方在限制养猪方面采取的部分不当措施， 在这股养猪热潮中尤其需要冷静思考，既着手于当前平稳度过阶段性“肉荒”，又着眼于长远推动养猪业的高质量发展。
徐湘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
新时期我国督查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得到了不断强化，但也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和实践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督查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要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稳定有效的制度安排，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只有超越原有管理学和绩效考核理论知识的局限，在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的层面上重新认识督查体制运行的社会环境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现代督查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