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国内生产要素和全球化基本面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使不再发生贸易冲突，我们也不能够想象可以重现过去我们开放对于增长的推动力量。对外开放要更多发挥提升增长质量的作用了。所以和国内匹配、和高质量匹配是完全匹配在一起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国内、国外的这两个变化，会有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有把握的判断：1、中国会从垂直分工体系转向水平分工。2、我们应该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开放。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侯宏伟
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温铁军
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教授
日本政府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担当企业家角色，主导农业资源的重新配置，其手段正是通过农协这一农业团体有效地将资源进行了合理分配。因此，可以认为，农协借助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关联逐步形成在农村领域的垄断地位是其垄断属性中行政垄断的具体表现，但政府的这种保护方式形成的垄断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多弱势小农户的利益。借鉴日本农协理性内涵中的客观经验有助于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合作体系提供基础。
梁泳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是美国不断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在估算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后认为，由于美国在华企业在美国整体利益格局中占比较小，产品出口比例较小及其行业分布的特点，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十分有限，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会大量减少。中国应准确把握和平衡好利用在华美资企业牵制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通过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王中原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讲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苏建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罗湘衡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制度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上：另一方面，在西方化与本土化、科学化与方法多样性、“象牙塔”与政治实用性之间还存在诸多紧张和矛盾。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如何理解政治知识的本质以及将政治转化为知识的途径，相关争论表明科学的、普遍的、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同特殊的、历史的、情境性的传统存在冲突。我们倡导“全球本土化”之路或许有助于调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它将整合“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方面的互惠影响，在方法上兼顾"科学化"和"多样性"，并且平衡学理性和社会关联性。
於嘉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谢宇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随着经济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国的人口在近半个世纪来已经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与此同时，很多传统的家庭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受到了社会制度与现代观念的挑战。那么，中国当前的家庭呈现了何种特征？在未来会怎样发展？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
当前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点，这个时候讨论经济问题，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投资者，都要区分周期性问题与长期性问题、区分经济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把握经济增长不平衡性与软性特征，掌握软价值创造和实现的新规律。未来制造业非常重要，但是制造业里面软价值和硬价值哪个会更多呢？软价值系数很能说明问题，凡是软价值系数低于50%的，可定义为传统制造业，高于50%是先进制造业，因为研发、品牌、创意是它的价值主体。
王绛
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处长
国家治理现代化既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也包含了政府治理、政党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第三方治理、源头治理等各个方面的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既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参与者，更是实践者和促进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课题组
执笔：牛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邹蕴涵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展望2020年，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特别是实体经济不振引发全球经济减速、金融风险上升。国内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深化、制造业经营困难、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突出等问题。但我国经济具有超大规模性，调控政策仍有一定空间，扩大金融等领域对外开放增强发展新活力，深化结构改革增加发展新动能，创新驱动拓展发展新空间。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政府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立法机关的立法能力、监察机关的监督能力、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的实现都有赖政府治理能力的保障。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是决定所有其他国家治理能力能否顺畅实现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要求完善国家行政体制。
陈治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应当重新审视纳税人预算参与权在彰显预算法价值追求、调节预算法运作轨迹、协调预算法制度冲突与建构预算法收支桥梁中的规范化价值；同时，伴随着纳税人对预算事务的关注度提升、国家治理方式对财政预算作用的日益重视，纳税人用税监督的利益诉求越发凸显，既有的财税权利体系无法全面涵盖这一利益因素，因而，有必要通过纳税人预算参与权的规范化回应实践发展要求。基于此，可从权利形态的具体规定、义务规范的分类设置、问责机制的拓补完善方面，寻求纳税人预算参与权规范化的实现路径。
赵福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在城镇化和稳增长需要及防风险双重压力下，运用好PPP就显得更为重要。核心在于PPP模式的财政本质认识，笔者提出时间置换和价值置换的功能考虑，时间置换可在没有财政资金对应时利用社会资本开建，价值置换是通过项目收益弥补社会投资本金和收益。只能实现时间置换不能实现价值置换的，就容易形成隐性公共债务或延迟公共债务显化，积累风险。PPP模式依托项目收益形成的债务，通过项目解决；超过项目收益形成的债务，不管何种形式，最终都是以公共财政为信用基础的，应纳入政府债务管理范围。
约瑟夫·奈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互联网已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互动的重要基础，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然而，伴随着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脆弱性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发起的攻击有所增加，威胁到网络空间的稳定。从俄罗斯20年前在联合国提议签订有约束力的条约起，多年来，已有无数人呼吁制定法律和规范，以管理信息科技所造成的新国际不安全状况。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提出了八项规范，将重点放在对网络稳定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上。在不断演变的政治讨论中，这些规范可以被视为共同的参考点。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1月15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该协议不仅包括中国承诺未来两年在2017年进口规模基础上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还将对制造业、农业、能源和服务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市场开放等方面产生实质性的深远影响。此外，双方还就定期评估、贸易框架小组会议和争端解决程序等问题达成一致。第一阶段协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暂时休战。
蔡拓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四个历史阶段。1840年以前，是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体现了对普遍性一定程度的认同。1840年以后的三个阶段，逐渐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换言之，转向对特殊性的认同。其间，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世界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而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整体性和共同性得到明显倡导与发扬。这个历史脉络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认同中心论的普遍性，向国家主义的特殊性乃至当今特色性思维的转变。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同与定位向世界主义转向，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筹与协调问题。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逆周期政策的目标不是保增长速度，是保持温和的通胀水平，这个通胀水平不是CPI，是更充分反映普遍价格变化的核心CPI。现在核心通胀持续下降，经济持续减速，两个现象放在一起说明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挑战。通过逆周期政策提高总需求和物价水平很有必要，特别是对小微民营企业有真正的帮助。我们需要降低利率、扩大财政支出来带动总需求的提高。我们现在真正的、最大的短板是城市化率太低，尤其是大城市对普通民众的门槛太高。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赵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美贸易冲突在经济领域的扩展趋势，对应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消费、跨境销售，相关的双边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贸易领域的关税冲突。第二阶段是生产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扩展。此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境投资、跨境生产，对应冲突主要在直接投资领域。而在21世纪的今天，跨境信息流动、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共同推动全球化进入了第三阶段。在此背景下，信息、数字科技快速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军民两用技术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重新定义，国家间冲突也随之扩展到了该领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