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莫尼塔研究高级分析师
2020年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51.1，较上月进一步回落0.4个百分点，制造业连续6个月扩张，但扩张幅度降至去年8月以来低点，经济企稳回升力度较弱。企业信心虽受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提振，但由于内外需求改善力度有限，企业在生产修复之后并没有展现出全局性的补库存状态。同时，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开始引人关注。1月份数据于2020年1月13日–22日收集，还没有体现新型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后续中国经济还将受到疫情的冲击，需要适当的逆周期政策予以加持。
周德文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
若疫情在几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可能提升个人的消费意愿。国家在医疗卫生上的公共投资力度会加大，未来提升经济活力的改革和市场跟进都会加速度。在中国政府的及时应对与处置之下，2020年各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半年后基本可以恢复正常。因此，该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上升地位。
张贵洪
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此前，已有一些国家宣布从中国撤侨，也有外国航空公司暂停或减少往返中国的航班。面对这种突然而至的变化，通过积极和有效的应对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深刻反思并不断改善我们的治理体系，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治理能力，同时也可以为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卫生治理提供更多有益借鉴和经验。
受访者：许成钢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采访者：黄锫坚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如果在制度上、在法律上，强制要求把所有权力，包括信息披露的权力，全都集中在中央部门，在特定情况下，会在社会引发重大损失，甚至大灾难。因为，在重大突发事件，总是伴随大量未知，往往是科学上未知的信息。这些未知的信息，是事先无法计划和准备的。而且往往在短时间就会造成重大后果。迅速应对必须依赖现场，依赖地方的及时处理。如果信息不能自由流通，处理不能及时，一定会造成重大损失。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所暴露出的危机及在此过程中的风险应对和管控，其关联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特大城市如何实现有效治理。当然其直接表现为特大城市疫情防治的应急管理，内在则关联着特大城市发展和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建设。这一突出事件产生了丰富的教训以及经验，将会使其成为特大城市治理的典型案例。
叶敬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在当下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太多的国人展现出了极为优秀的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的精神品质，默默地创造着一幕幕令人感动不已、落泪不止的真实故事。这里讨论的口罩缺乏与不幸者对待现象，并非国人特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甚至更为严重。重要的是，面对任何一次天灾或人祸，人们都需要反思这一过程中的受害者、施害者或参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建构，人们可以借此分辨出应该遵守的道德和承担的责任，从而修复社会文明、弘扬民族精神，形成社会团结。
冯川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辟谣”原本是为了避免社会恐慌，却恰恰成为了引致社会恐慌的元凶之一；信息公开与信息遮蔽，成为同一行为的一体两面。谣言止于公开，而过度“辟谣”则可以制造“公开”的假象，其最终的结局却暗藏影响公信力的危机，加剧民众价值观的混乱和社会的撕裂。对于谣言治理来说，最危险的情况是，以公信力为依托的“辟谣”不再被民众所相信，这是值得深刻警醒的一点。
邓汉清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在面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时，基层自主性不光体现在基层对上级安排与部署的积极反馈，体现在基层自己积极主动的行为，还体现在对民众自发行为的积极反应。一方面，民众的自发行为对基层组织的行动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另一方面，基层组织要对民众的自发行动有一定的统筹约束。这就要求基层组织要有一个较快了解民众行动的信息通道；二是要有相应的敏感性，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三是要有做出恰当反应的能力。
安邦咨询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1月份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于全球股市都带来负面的冲击，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全球股票市场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如果中国疫情持续并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可能会拖累全球股市出现阶段性回调。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多结构性变化，经济增长与风险防控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A股受到的冲击很可能比较显著。
王丽惠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基层组织在防疫抗疫体系中的作用，再次证明加强基层组织是维护中国社会安全“以不变应万变”的保障，也是快速推进城市化的大城市应对突发事件、完善城市治理的基础。基层组织建设关键在于基层干部的组织动员能力、群众路线行动，社区网格化、在线信息APP等技术治理形式都必须以基层组织的体系健全和下沉动员为前提。
徐高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银国际证券总助、首席经济学家
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要坚持两条原则：（1）要把政策对疫情的应对纳入考虑；（2）要区分疫情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对我国这么一个需求不足的经济体来说，有将疫情影响局限在短期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需要宏观政策对疫情做出妥善应对。接下来有四个关键观察点：（1）疫情本身的发展情况；（2）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小企业是否会大面积出现生存危机；（3）疫情受控之后的经济政策导向；（4）疫情过后，宏观政策能否更积极地转向稳增长。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恒大研究院
贺晨
恒大研究院
王孟嫫
恒大研究院
疫情暴露了我们在社会治理、应急体系、医疗科技、小微企业融资难贵、税费负担重等方面的长期累积问题。如果在应对上长短结合，在短期应急措施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的方式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加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硬实力，让悲剧不再重演，有助于真正提振经济和市场信心。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恒大研究院
华炎雪
恒大研究院
世界各国和地区采取了正反两方面措施：正面措施主要是积极采取人道主义援助，但也有国家和地区为防控疫情传播而采取一系列的反面封锁措施。正面支持看，多数国家和地区援助中国抵抗肺炎疫情，其中包括捐赠物资、组织医疗团队和提供技术支持援助中国。负面封锁看，为防止病毒蔓延，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边境封锁措施，主要手段有撤侨、缩减航班、加强中国游客入境审查、限制签证和限制旅行五个方面等。
潘向东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娟秀
这次疫情的出现，极大地抑制了一些消费，由于供给在年前就准备得比较充分，这样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的忧虑将解除。既然未来物价不必忧虑，那么货币政策就可保持相对激进，可考虑尽快降息。降息的直接作用就是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降低地方政府的负债成本，给企业和金融市场都提供强力的信心，将有利于部分化解灾疫带来大家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忧虑。
盛松成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
龙玉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应对疫情也要高度关注经济薄弱环节。我们建议：（1）高度重视此次疫情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避免“一刀切”式的过度干预而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2）加大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3）货币政策应有效舒缓本次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努力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4）坚持不以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但应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
徐奇渊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疫情对线下服务业的冲击较为有限，具体将表现为先强后弱，甚至新兴的线上服务业还将获得意外的发展机会。与服务业主要受到需求冲击有所不同，工业生产活动同时受到了供给、需求两个方面的冲击，处境更为窘迫。疫情冲击下，工业生产活动的供需矛盾表现十分突出。疫情对工业生产影响可能会超出1季度。政策也需要未雨绸缪，在保证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对生产恢复提前做出安排和部署，减少疫情的中期冲击，做好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的衔接工作。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