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对我国经济而言，疫情这件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但这取决于各级政府能不能以此事件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重点是改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块“试金石”。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国经济今年全年增长有可能超出预期。
车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隔离措施对防治疫情的整体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同时也涉及到私人财产的保护、民营企业的信心、人身自由的限制、少数群体的利益等社会基本价值。提出有效的防疫措施，或许超出了法律人的能力；但是，珍视并呼吁这些价值，不在防疫措施急切前行的滚滚车轮中被漠视甚至碾压，也正是法律人的职业价值。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传统乡村社会转型是提升效率、改善公平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需要。就转型而言,稳定与效率之间均衡的意义胜于平等与效率之间均衡的意义。因此成功的关键，是稳定与效率兼得。为此，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转型需要通过加深市场化改革,保持社会底层结构的活力;也需要通过行政、地政和财政的改革,改善上层结构,促进农政的现代化。
刘炳辉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城市化的时代，但又是一个城乡关系极为密切的城市化阶段，“春运”及其带来的疫情传播也是一个集中体现。我们需要适应城市生活，我们需要提升文明习惯，我们需要与大自然更为和谐的相处，我们需要更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我们还需要更多勇于担当的干部和专业人员。这或许是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一个集体反思的难得契机。
民生银行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团队
若疫情在2月底3月初得到基本控制，随着需求的延后释放以及产能的逐渐恢复，大部分行业将稳步复苏或快速反弹；若疫情蔓延态势持续时间较长，则年内产业增长形势不容乐观。建议针对受冲击较大的行业在税费减免、财政补贴、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定向支持，适当缓和房地产等行业调控，以稳定市场运行和市场主体预期，防止短期超调影响行业中长期发展趋势。同时，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建议以“政府市场双到位，公立民营双发展，医生患者双满意”为目标，加快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及民众医疗保障水平。
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此次新冠疫情救灾抗疫的公共卫生与应急实践，暴露出种种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并拿出制度性的应对方案。故此，宜在现有部署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扩充、磨合锤炼一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常设建制、专职应对核/生/化/流行病威胁的正军级（以上）防疫常备军，可归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或中部战区等军种部门。
王万华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政府数据开放在承继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回应开放数据的基本要求，拓展了开放政府的内涵，形成独立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体系。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差异体现为：制度基础及立法进路不同；政府角色及政府与公众关系结构不同。我国应当进行政府数据开放专门立法，主要设想包括：尽快制定《开放政府数据法》，以提升数字时代政府治理能力为立法目标，重视内部体制机制完善，建构多元机制解决开放范围难题。
方晓志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2019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这份长达1119页的法案大幅提升了美国的国防支出预算，不仅要求美军深度进军太空、网络等新公域，实现军力结构的全面重塑，以适应未来大国竞争的需要，还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内政横加干涉，对中美关系发展和国际战略格局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李以勒
源码资本董事总经理
蓬勃发展的中国VC中心如今可与硅谷媲美，然而中国VC业务模式及学术理论研究仍有待开拓。生态链VC是指VC利用其生态优势及资源网络来强化募投管退全流程管理，并发挥各“生态土壤”的价值来积极促进被投企业发展，从而创造有形的、多方面的价值，使自身、生态、企业和社会共同受益。对比美国创投业的经典做法和传统理论，中国生态链VC呈现出创新特征，不仅得到全球有限合伙人广泛的认可，也超越了多年来西方创投业的传统。
汤景泰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熊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从2019年年底武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开始，有关疫情的各类谣言就开始大肆传播。总体来看，此次疫情中，谣言传播范围广、内容类型多、传播形态杂，且主要依靠微信群、朋友圈等强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扩散。这些谣言不断催化公众的恐惧情绪，为疫情防控带来极大的隐患和阻力。
李昕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关会娟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教育投入是缓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帕累托改进的有效手段，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具有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另一方面，各级教育投入效果不一，相比而言，义务教育尤其是初中阶段教育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在我国宏观经济减速调整的背景下，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不仅可在短期弥补私人投资减少平滑经济增长，还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经济潜在增速。教育投入再分配带来的劳动力转移既减少了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利于缓解就业结构转型滞后的矛盾，是实现兼具公平的包容性增长目标的重要保障。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庞飞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在对新冠疫情恐惧的情绪影响下，全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对“湖北人”特别是“武汉人”的“歧视”，并在全国蔓延开来。这种“歧视”行为，又引发了新的社会情绪和矛盾。对“武汉”或“湖北”的歧视极有可能激发社会情绪，强化社会对“武汉人”和“湖北人”歧视，损伤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同时可能引起“武汉人”或“湖北人”对歧视的反抗，形成社会对立情绪。
赵建
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粗略估算，叠加其他连锁效应，如果疫情持续1-2个月，对GDP增长率影响2-3个百分点，持续3个月以上，由于可能引发较多企业破产及重大金融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超过3个百分点（一季度GDP很可能负增长）。所以，本着“小心无过火”、“过度优于不足”的应急原则，吸取这次疫情早期不够重视导致错失应对黄金窗口的教训，建议中央成立领导小组进入应对状态，启动金融风险应急防控机制，提前做好系统性风险预警，安排对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纾困，妥善安排失业人员，保障重大民生物资供给。
邹平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创新金融制度，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智能化技术武装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体系建设“弯道超车”，学会在数字经济、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创新货币政策理论与技术，以科技革命为契机，用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生产函数，求解货币政策目标，建立和完善数字化、智能化、动态化、精准化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现代货币政策治理体系。
白景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从侧重数量扩张转向侧重质量提升，这是党中央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经济形势、抢抓发展机遇作出的科学决策。落实这一决策要全面认识加力提效与提质增效之间关系，搞清楚为什么要转型，找准转型的重点。加力提效与提质增效具有内在联系。两者的共性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并存，加力提效是提质增效的引线，提质增效反过来会延续并放大加力提效的预期效应。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加力提效转向提质增效是宏观政策要稳、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充分表现。
陈春花
北京大学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
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还要助力保护中小企业良好运转，因为这不仅仅会方便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还会有利于稳就业和保民生。要加大减税和帮扶中小企业的政策力度。适当减免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增值税，降低相关所得税。对因受疫情影响受损的行业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在当前疫情下，需要挑战极限式地降低成本，内部挖潜，建立内部共识，与员工达成命运共同体，协同员工一起共渡难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