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面对目前形势宏观政策无疑需加大稳增长力度，学界和决策层对此存在相当共识，“保6”分歧更多表现为采用什么措施稳增长与促增长。就世纪之交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经验与两类潜在增速角度看，在肯定总需求管理政策必要性前提下，还亟需加大与激活增长潜力相关领域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力度，加强深化对土地、户口、城市化、民企等特定领域已实施改革举措，使之提升集成为新一轮更具系统性的改革突破，推动经济运行尽快摆脱下行压力并迎来新一轮内生宏观景气增长。
周灵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政策看，各国政府大都将人才视为核心战略资源，最突出的当属美国。美国不仅是国际人才的最大输入国，也是国际人才竞争的最大赢家，其国际人才战略的核心特质便是不拘一格、网罗世界各地人才。基于这一战略，从世界各国吸纳各领域人才便成为美国移民法的重要原则。据统计，就职于硅谷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国际移民；1901―2010年，每四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中就有一人是外国移民。
望超凡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虽然乡村旅游的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但是产业机会并不是均质分布在所有的农村中，而是汇聚于一些特定的区位的农村地区，即大城市周边距离市中心不远并且具有独特观光价值的极少数农村。这当中存在两个重点：其一，城市的经济体量要足够大，才能培育出相应的市场需求，在中西部地区，至少需要地级市以上的城市才具备这一条件；其二，想要做乡村旅游开发的村庄必须要具有一定旅游价值，并且距离城市较近，交通便捷。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教育部推出的“强基计划”，要求以高考成绩作为进入计划的门槛条件，有舆论把这解读为“回归高考”，还有的则认为这是自主招生的倒退。这显然还是受“自主招生就要自主考试”的影响。实际上，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关键要“教招考”分离。“教招考”分离是指中学自主教学，考试社会评价，高校自主招生，自主招生的高校并不需要自己组织考试，尤其是笔试。统一的笔试完全可以作为高校评价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指标。 我国的高考改革，不应该把精力用在考试改革上，而应该用在招生、录取改革上。
张业亮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近十多年来，随着美俄核安保合作的一些项目结束、俄罗斯经济形势改善、普京政府上台后对俄罗斯全面倒向西方政策的调整以及俄罗斯对美国政策的疑虑，美俄在核安保合作中的分歧增加，俄罗斯对与美国开展核安保合作的动力减弱。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美国把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美俄之间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增大，双边关系中战略竞争性的一面超过了核安全合作所能带来的安全利益的一面，美俄核安保合作也逐渐走到了尽头。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玉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调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多重风险挑战叠加，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另外也表现在全球范围内反政府抗议迭起，威胁国家稳定和经济增长。2019年以来，拉美、欧洲、中东地区多个国家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经济民生问题成为民众抗议的导火索。民众反政府抗议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在拉美地区尤为突出。
王桢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
邬梦昊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初级工程师
戴晓玲
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方家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
扈龑喆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讲师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来自于无节制机动化的出行环境恶化，迫切需要调整居民出行结构并尽力缩短出行距离，从而引导市民形成良好的出行习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陆地区地铁站点及其周边土地开发普遍存在时空错位，站城一体化开发较为少见。在未来的城市开发和更新中，各方需充分认识“融合型”模式对步行友好环境改善的巨大意义，积极改善“分离型”模式中连接路径的通畅性和便利性，主动提升“互连型”模式中公共空间的识别性和舒适性，并引导城市综合体提供更为丰富的业态和服务，从而推动步行友好的TOD核心理念在我国落地生根。
吴冠军
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信任的狡计”概念，指向信任在两个层面上的政治性－实践性智慧：第一，信任逼着信任做出者做出透支性的跃步；第二，信任逼着被信任者做出同样巨大甚至更巨大的透支，从而不得不努力守护信任。这意味着，当你进入信任的结构中，信任不只是让别人只能透支性地来信任你，并且反过来，你自己也将被牢牢固定进该结构中，努力守护所获得的信任。信任的“狡计”不是去激励，而是去逼使，取得信任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可能觉得很容易就赢得了别人的信任，但真正有智慧的人会知道，获得信任意味着，自己肯定交出去了重要东西（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我国GDP增长率基本与2019年持平，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改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统筹“稳增长”和化解风险的关系，加快建立健全促进消费长效机制。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既然中国的金融抑制已经变成限制经济增长和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下一步就应该往市场化的方向走。所谓往市场化的方向走，主要是三句话：一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三点都是要往市场的方向走，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市场的规模扩大，改善监管体系。未来在这三个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不是简单地往那里走，在走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中国国情。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孙长华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全球金融风险趋势性上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全球杠杆水平继续增高，全球债务占全球GDP比值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第二，新兴经济体正面临偿债高峰期，债务偿还的压力将明显增大。第三，全球资本市场脆弱性正在增长。第四，新兴市场货币汇率持续出现动荡。全球金融风险趋势性上升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当下有必要认真分析全球金融风险传导方式和途径，判别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在现阶段，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质上是要在基本完了初期工业化之后，建立向工业化中后期推进所要求的更先进和发达的产业体系。工业转型升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的变化上，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走势上。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全面提升各个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人口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根本问题。目前有关中国的人口尤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讨论很多，且观点大都十分悲观，这根源于目前仍然沿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概念界定和政策思维。而正在到来的智能化时代将彻底颠覆工业时代的人口问题，最终必将全面修订老龄化的传统定义，全面改写劳动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因应智能化的时代发展，率先改变应对人口问题的思路，未雨绸缪，积极作为，可以将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变成红利、挑战变成机遇。
陈建奇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张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回顾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国家面临着经济减速甚至衰退的压力，超常规刺激措施成为G20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共同倡导的政策重点，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力度空前。然而，超常规意味着突破常态，甚至偏离基本的理论规律，这种政策往往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或者后果。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突破常规的政策并不少见，尽管有些国家采取措施力促相关政策回归常态，但仍然有不少非常规政策仍在延续。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经济难以回避金融危机以来超常规措施所滋生的内在风险问题。
杨鲁慧
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年大变局的核心要素是东西方格局的重心之变、全球治理的规则之变、崛起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之变。中国之变主要来自“三个转变”：角色身份的转变、国际环境的转变、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百年变局的主线是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大国关系和矛盾转变中最关键的是中美关系的质变，由此引发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产生深远影响。
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9年成绩单，我国GDP总量达到14.4万亿美元，人均GDP站立到1万美元的台阶，正前行在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征途上。“立万”是一个历史性台阶，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立万”之后的登梯步伐将更加艰难，而且登梯所需条件和所需政策与以前又有着微妙而重大的不同。从上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并继续向上爬升，是攀登“增长之梯”的艰难时段，外向竞争大企业在这一时段发挥了类似于“踏板”的作用，下一步，应该思考如何恰当地铸造更多和更好的踏板企业。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