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鹏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巡视员、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高级经济师
防范和化解非法集资活动，一要统一非法集资的认定和执法标准；二要建立全国联网的打击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平台；三要加强对非法集资广告的监管和查处；四要实施普惠金融政策，让金融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百姓；五要加大对非法集资的刑事打击力度；六要强化金融功能监管意识，防范金融衍生品的次生风险。
黄滨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
李燕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予以规定，也预示着未来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将会逐渐形成常态，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刘俊贵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处长
朱明
教育部经费监管事务中心
当前科研经费存在问题有两大主要原因：一是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的用途存在根本的分歧，这是根本原因；二是当前科研经费使用暴露的问题是过去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的集中反映。
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领域: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著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法律制度研究》等
十七大、十八大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都强调，完善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完善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这是实现简政放权的根本。
蔡东杰
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
访谈员:张弘
凤凰网主笔
近日，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蔡东杰的《政治是什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蔡东杰生于1969年，他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台湾从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政治学的研究者，以及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亲历者，他对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分析和观察，或许有助于大陆读者更好理解台湾的民主转型。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著有《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等
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通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实现政治参与，一方面通 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另一方面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应当指出的是，不能把中国的民主仅仅理解为选举，它是包括有利于上述开放、竞争和参与的各种制度建设，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
托马斯·韦斯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
罗登·威尔金森
英国罗彻斯特大学
翻译:谢来辉
众所周知，全球治理仍是一个松散的概念。随着这一概念的兴起并成为描述20世纪末变革的重要术语，它原本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存在的联系已被冻结，其在分析上的有效性也被剥夺。本文并非旨在发展一种全球治理的理论，而是要强调其中的核心问题所鼓舞我们前进的方向。
徐湘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政策
在维护国家治理体系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适应性民主改革和责任型政府体制改革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的主要内容。
吴晓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著有《新一轮改革中的中国》等
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专业性强，建立以央行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机制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有利于国务院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
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很像十多年前北大宋国青教授讲的一句话“汇率是纲”。纲不举，目不张，货币贬值预期问题不解决，总需求可能面临恶性循环通道，其他政策手段被捆住了手脚。
陈绍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方面，在安全上，东亚经济崛起所需的大国和平相处的大环境正遭遇中美战略互信赤字以及冲破底线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放缓，美国力推全球经贸新规则的背景下，东亚经济崛起所需的领头羊经济角色也趋于减弱。如果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上述趋势没能得以逆转，安全上东亚可能陷入巴尔干化的困境，而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很可能褪去，导致多数经济体难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刘胜军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理事
一条道路是类似80年代末的日本，企图靠货币刺激维持经济增速，最终引爆房地产泡沫，从此一蹶不振，进入了“失去的25年”；另一条道路是80年初的美国，坚决摒弃凯恩斯主义，收紧货币发行，并推行以减税和简政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从此走上了长达25年的繁荣周期。中国虽然明确了“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但由于体制的惯性使然，依然有走向“日本式刺激”的危险。
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农民与市场》等
从认识论、政治、经济、社会、党的领导、中华文化总共六方面谈了些个人看法，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我们在所有重要名词前面加“中国特色”这个前缀。什么是“中国特色”？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为实现中国百姓的具体利益执政，就是“中国特色”。民本主义是我国万世一系的治国理念。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张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处级秘书、副研究员
刘义成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今后应结合政府机构改革，继续深入推进职能转变，促进形成科学合理的政府治理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深化法制化建设并对改革实施情况积极开展评估，使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不断迈向深入。
罗牧原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性别研究课程博士研究生、福州大学当代闽台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性与性别研究、社会理论
陈婉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理论社会学及其运用
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误读构成了韦伯中国命题解释力的硬伤，他忽略了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区别以及三教合流的趋势。对于前者，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考察表明，儒教伦理作用下的差序式思维对作为“法人”的中国家族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后者，引入传统宗教的标签代替不可分的制度性的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却成为探索这个有趣问题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鸿沟。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著有《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等
从中国经济到“一带一路”，或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不同看法正在呈现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胶着态度。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特别国家安全顾问何汉理的话说，目前美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即“到底该拿中国怎么办”。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