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基辛格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戴秉国
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
基辛格认为，中美应在短期的战术层面和长期的战略层面出现的空白处，找到共同支点，中美两国面临诸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好，便会引发对抗。我所期望的中美两国前景是，两国未来可以成为合作的伙伴，而不是竞争的对手。
楚树龙
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政治理论及哲学、国际战略问题、美国政治与外交
2016年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美国国内外一直有个说法，即总统最后一年是难有作为的一年，甚至是“跛脚鸭”总统。这个说法用于美国国内事务是对的，但用在美国外交方面并不符合事实。所以很多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年都成为“外交总统”，即最后一年执政主要精力在外交方面。
李晨阳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缅甸研究中心主任
2014年中泰合作推出的澜湄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快速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走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目前澜湄合作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澜湄合作要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在观念、心态、方法和切入点方面必须有所变革，并且加大投入，否则澜湄合作的实际效果会大打折扣。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战略与安全、亚太安全等,著有《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等
中美关系有可能沦为技术官僚的一项应景式工作，被情绪化所主导，被“第三方”牵着走。果如是，那美国离犯第三次战略错误就真的不远了。这正是当下中美关系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陶短房
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
在美国，理直气壮地谈“为反恐必须限制某某”并不会触犯“政治不正确”的忌讳，谈“大熔炉”、“美国梦”则更是“美国政治正确”的典型。与之相比，在欧洲谈论相关话题都很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孙皖宁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苗伟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现在，相当多的赋权和维权事件还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是城市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从事的业主房地产、环境污染维权，等等。对于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根本没有不动产，房地产维权对他们来说很远；而对环境维权等议题，他们连工资都发不下来，饭都吃不饱，所以更和他没有关系。
陶短房
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纵横周刊》非洲问题研究员
这一切都源于所谓“特朗普主义”，这个“主义”特朗普本人没有、大约也不屑主动去提炼概括一番，而在许多分析家、观察家眼里，则意味着一种反对自由主义原则、希望重新诠释平等理念、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要求重新反思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以及“美国不再担负世界的责任，世界也别来烦美国的事”的孤立和不干涉主义。
何建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为什么农村基层治理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一轮舆论的高度关注，会不会又成为全面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的转机呢？如果把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和对出路的探索，放到一个更加宏观的时空背景下，将会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彼得•弗兰科潘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
也许是我们这些西方人自己走在了偏离自由民主的轨道，背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学会珍惜的这些价值观——如果我们忽视我们所在的这一轨道，将会付出惨痛代价。比起25年前那些充满希望的岁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遥远的过去反而有更多共同之处。
李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公开透明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遵循的原则。与发达国家的“金鱼缸”透明相比，我国的政务公开工作在诸多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各级政府透明问题已成为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突出障碍。
刘志彪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缺少工匠制度还是表面化的解释，制度背后的相互作用的文化，才是缺乏“工匠精神”的深层次的原因，即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缺乏和必须重构的东西。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资源与环境、人本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和中国走势等,著有《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等
改革需要策略和智慧，一方面需要推进全面改革，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所侧重，需要牵住改革的“牛鼻子”，即优先推动重点和关键领域改革，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或事半功倍的效果。政府与市场关系确实是统率改革的关键，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政府与市场都有可能失灵，最好是各自扬长避短、相互协调。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法律社会学,著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等
许多官员把城镇化理解为一种设施和人口的增长过程，倾向于用设施和人口的增长去衡量城镇化的水平，而忽视城镇化的中心任务应当是为民众提供一种可选择的、适宜的生活方式。如果秉持这一理解，就应当把人摆在城镇化进程的核心位置，把保障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作为城镇化的中心目标。
房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青少年政治社会化问题,著有《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等
当代的政治发展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当代亚洲政治总体上属于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为什么同属亚洲的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出现显著反差？“快亚洲”与“慢亚洲”差别的原因是什么？亚洲国家（地区）工业化进程差距与相关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有何联系？这些就成为亚洲政治发展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斯蒂芬·G.布鲁克斯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副教授
威廉·C.沃尔福斯
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教授
翻译:听桥
为对抗中国主张其海事权利，奥巴马行政分支的选择是实施所谓“航行自由”操作。但是，作为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下国际秩序的领导国家，美国还有其他很多选择。为令中国承担局势升级的责任，美国——其盟友甚至更为妥当——可以偷师中国，在该地区扩大进行半官方的研究性航行。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服务体制、政府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危机挑战改革,著有《迈向新体制——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若干改革问题研究》等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某些政策和体制，带有激励工业发展、抵制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五”推进服务业主导的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着多方面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为此，加快推进投资、金融、财税、教育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改革选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