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瑶
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联盟的理论视角来看，任何一个联盟内部都存在被“牵连”和被“抛弃”的“联盟安全困境”。这种结构困境在驻军问题上就表现在，小国往往希望借助驻军加强大国对自身的安全承诺，当小国采取进攻性战略态势时尤其如此，任何基地部署的显著削弱都易让小国产生被“抛弃”的战略疑虑。
刘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研究领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短期来看，传统产业如果不发生需求短缺，其库存不会很大，更不会大量积压。只有当产能严重过剩时，才会造成库存持续积压。库存积压是果，产能过剩是因；去库存是治标，去产能才是治本。2016年的结构调整任务是治标先治本，标本兼治。
陆洋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南亚问题学者,研究领域:南亚政治问题、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限于与中国接壤的西藏地区较为恶劣的陆路环境，长期以来尼泊尔和印度保持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两国开放的边界更强化了这种联系，同时也给了印度干涉尼泊尔内政更多的空间。
周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政策过程、机构编制管理
“政策试点”在中国治理实践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克服其所带来的一系列衍生效应。已有研究对“政策试点”局限的分析，基本都集中于试点本身的信度和效度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研究纵深。随着“顶层设计”、“治理现代化”等全新改革理念的提出，有必要就“政策试点”可能会面临的深层次挑战展开前瞻性思考。
杨成长
申银万国研究所所长
必须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关供给侧改革中金融市场风险的监测和防范机制，及时评估，全面监控，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正确的方式来解决银行信贷资产、债务资产和不良资产处置中的违约风险，积极通过债转股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化解风险，坚决防止风险的集中暴露和简单转嫁。
许玉镇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袁克
吉林大学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恰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浪潮不期而遇，以微博政治参与为代表的网络参与日益成为公民发表意见、监督政府、参与政府治理的一种特殊而普遍的方式。然而，由于政府监管和法律规制的缺失以及微博自身所具有的分散化、娱乐化和碎片化等属性，导致公民微博政治参与处于某种混乱失序状态。
厉以宁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研究领域: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国民经济管理学,著有《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等
适应新常态是怎么适应呢？首先要适应中高速增长，而不要再走过去的追求GDP的增长、超高速。因为“超高速”不符合经济规律，经济越发展、基数越大，每增长1%他所代表的内涵、内容远远超过了过去GDP低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方式的逐步转变，这里一定要由市场规律来决定。
谢茂松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出版社总编、资深学术咨议
今日中国政治制度恰是政党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混合。学院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正源于对这一承袭中的制度性因素和德性均认识不足。要证明中国今日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正需要学术界树立一种建立在对自身历史深刻自觉上的“政党政治学”。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政治与法学理论、国家建构与治理理论,著有《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等
扩展中国家庭传统的生产、生育和养老功能，走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治理道路，符合我国作为一个情况复杂、资源紧张的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可以更少的成本、更低的代价为国民提供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服务，为我们这个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口大国和文明古国设计可持续的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
孙华臣
山东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处于高位，收入绝对差距依然较大，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相比，与改善民生的目标要求相比，与实现全面小康的美好蓝图相比，还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较为明显、制度安排带有城镇偏向、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供需结构不匹配等问题。
李自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和中亚问题
目前联盟没有“授人以渔”的能力，其机制化再好也只是一个“低级别的联赛”。鉴于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振兴的战略依托，无论如何困难俄都不会放弃，“死不了，活不好”可能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常态。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中日关系、东亚区域合作、世界经济热点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是与世界上现有的区域合作设想具有很多不同点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它是根据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美国两样战略迅速推进和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而提出，并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为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带来动能。
高兰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日本外交思想史、中美日关系、海洋战,著有《双面影人——近代日本对华外交的思想与实践》等
本文回顾了“72年体制”到“2006年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缺陷，设想在超越“72年体制”、深化“2006年体制”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防止中日关系交恶甚至破裂，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建构符合当前国际形势发展与国家利益诉求的新型中日关系制度框架。
吴晓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著有《新一轮改革中的中国》等
没有对金融功能、金融产品法律关系的统一认识，只有机构的合并与拆分达不到提高监管有效性的目标。理念的转换、法治环境的改善是提高监管效率的治本之策。
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研究领域:中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亚太安全
从历史的眼光看，无论是哪个大国提出的哪个国际合作倡议，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这一倡议的生命力，不断地为其注入能量，最终使其能够“可持续、自生长”。而“一带一路”的生命力之源可以说正是在于“通”与“共”。
顾严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城乡之间的推力与拉力，发生了重大的转换。这就是为什么，在2014年国务院推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在目前28个省份都出台了本地区户改方案的情况下，在一些建制镇和小城市完全放开了户籍限制、中等城市已将户籍门槛降到了“1年社保+1年租房”的最低限度以后，农民和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愿仍然低迷的根源所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