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郝全洪
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逻辑和分析方法;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层面研究社会经济运动的特点和规律;要体现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从理论上系统归纳和合理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显著成就和存在问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探索形成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逐步形成科学有机的理论体系;要广泛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特别是现代发达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研究的理论成果。
宗晓华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教育财政、教育经济
陈静漪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教育财政、教育政策
当前中国教育财政投入水平依然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值，未来仍需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然而，“4％目标”的实现几乎达到了传统教育财政体制和治理机制的制度极限，要保障未来教育财政投入水平持续提高，必须着力于推动教育财政制度的战略性转型。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很明显，增长目标的淡化正在让各方无所适从，而试错空间的减小也让各方不敢尝试、不敢作为。中国过去几十年辉煌的基础正在被掏空。造成这一切的有多方面原因。在经济层面，最主要的莫过于“空想主义市场化”对于宏观政策思路的干扰。把市场当成目的而非手段，自然就模糊了本应清晰的发展目标。而当不少人过于理想化地分析宏观政策、求全责备时，实务者的试错空间自然就被挤压。这样一来，当空想主义者们试图将中国经济引向其理想中的最优时，他们实际上正在侵蚀中国过去几十年成功的基础。
雷瑛
河南省委党校经管教研部研究员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贸易大国，且两国经济有高度的互补性，经贸合作一直较为紧密。2015年是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一年，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愈发显著，在此起彼伏的经贸摩擦中，两国经贸关系仍然不可阻挡地向纵深发展。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处理好新阶段上动力机制转换与优化、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释放的相关问题，十分需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改善其环境与机制的思路和要领。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我们迫切需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
有人认为说制度问题就是贬低我们自己，其实并非这样。说制度有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基本制度有问题，而是指那些具体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出了问题。
郭久辉 陶冶 石志勇 李晓玲 黄鹏飞 孙飞
经济参考报记者
作为带动我国内陆地区开放的纽带，中欧班列自运行以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享的重要贸易通道。然而，拼抢货源、竞相压价、线路过于集中等也带来一些隐忧，影响到中欧班列的健康发展。一些业界人士建议，加强对中欧班列统筹引导，更加重视“市场之手”的作用。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由于个别地方政府的不当作为，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形成对农民的一种保护机制。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与农地流转，必须在思路上确定以农村为中心，变被动的强迫为农民主动的选择。
王洛忠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从事公共政策分析、中外行政改革比较
张艺君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在社会创新大背景下，草根NGO为摆脱滴水经济困境，往往借力市场致力于公益目标，这种组织转型实践已探索数年。“交叉”模式是草根NGO转型的创新突破，是社会企业萌芽的成功试验。
傅兆君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经济、区域规划与分析、城市经济史,著有《城市发展原理研究》、《东方社会形态论》等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重要拐点，然而我国城乡关系远未达到理想状态。本文回顾了西方发达国家城乡运动的特点与思想历程，总结发达国家城乡关系的转型与城乡关联的措施与经验，具体提出了五条建议，希望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所裨益。
潘家恩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教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著有《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八次危机》等
中国乡村建设始终回应着不同形式的“三农”问题，是农业人口大国的“三农”因“激进”现代化追求而被迫承接多重代价，以及在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解体的双重影响下，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各种社会积极力量结合起来，尝试在外部环境与资源约束下，寻找非西方中心主义掌控之主流现代化发展可能的持续努力，以及由此而与各种困难和限制互动的过程。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当下面临的挑战是，经过30多年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中国已经由“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这一轮的乡村转型实际上是由于人口出村带来的，这种离开将是“一去不复返”的。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促成了正在发生的乡村形态变化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它将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构筑出全然不同的发展环境。
张晓明
上海戏剧学院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克明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副编审
网络是柄双刃剑，我们在自由分享免费、快捷、海量的网络内容资源的同时，也在互联网内容的传播、制作、使用和管理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如“网络垃圾”“网络毒品”污染网络环境，过度商业化导致内容粗制滥造，文化积淀功能薄弱，等等。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应成为我国下一步互联网内容建设的指导思想。
周士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国外交室主任,研究领域:中国外交、中国-东盟关系、亚太政治与经济
机制性嵌入是国际关系各行为体在国际或地区体系内长期互动形成的关系状态，对形塑国际和地区形势及其前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东亚地区整合源于东盟内部整合的外部扩溢效应以及大国之间的激烈博弈，迎合了地区合作的国际潮流以及各国共同的利益需求。机制性嵌入对推进地区整合稳健深入正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对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发挥黏合剂的作用。
张鸿雁
南京大学教授,江苏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发展战略等
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具有重构地区经济框架、提升区域经济潜能，提高社会治理标准、改善区域生活品质，区别现有城镇发展、创新利用地区空间的价值与特点。而在江苏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存在着规划积极、管理缺位，产业离散、高精不足，模仿有余、特色缺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就江苏未来特色小镇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曲晓丽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程早霞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国际政治、西藏问题
历史上，沙俄政府较早染指西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为维护其亚洲利益对西藏政策经历了由争夺到放弃的转变过程；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俄努力恢复与西藏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冷战开始及其发展使得苏俄与西藏的关系经历着历史的不断演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