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璐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存在以下难题：社会资本有限，就业选择途径少；文化程度偏低，职业选择层次低；就业服务缺乏，就业选择机会少；保障机制缺位，职业选择隐患多。课题组建议：一是合力并推，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二是多管齐下，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三是统筹规划，完善农民工就业机制；四是多方给力，强化农民工保障机制。
邓雄才
共识网专栏作家,传统历史文化研究者,资深IT人士
因为权力总是在幕后运作，不在局中的人总是很难了解真相，你不知道做事人的夹带了多少私货，你也不知道批评的人裹挟了多少私欲。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农业向制造业流动，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这个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构变迁过程是技术创新的过程，产业升级的过程，也是人口城镇化的过程。
郑戈
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为官与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添加了砝码，严重偏向于掌握公权力的一方。利用人体固有的生理或行为特征来进行个人身份识别或认证的技术在近些年突飞猛进，使个人信息的私密性变得越来越脆弱，若无法律制度的保障便会烟消云散。
郭伊均
环境保护部西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建立排污许可制度不仅是实现面向环境质量的环境管理转型、建立规范严格的企业环境执法体系的基础和关键，也是现实的需要。
将排污单位的环评、监测、执法等全生命周期环境数据统一到排污许可平台是建设环保大数据的根本方法，是实现全过程痕迹化管理，让信息多跑路，让管理人员少跑路，提高效率的重要举措。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
与西方中产阶级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级明显表现出经济诉求上的前卫与政治诉求上的后卫并存的特点。而未来，在民众与基层政府、民众与资本集团的冲突中，中产阶级是否能够独善其身开始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或许已经开始面临某种政治抉择。
张长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威权主义韧性的研究会对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起到很好的借鉴意义，也使得中国政治的研究能更好地回馈比较政治学研究，而走出中国政治学研究只是简单地运用比较政治学现有理论来分析中国现状，但却不能或极少从概念和理论上反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田凯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热门话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新概念不断涌现。这些概念是在中国政府部门试图对政府职能、政府结构、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进行一系列调整的背景下提出的，改革的起点是以政府为单一主体、以纵向命令控制为特征的层级体制在应对公共问题时的能力不足。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监督和制衡是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原则。要有效地对预算实行监督，议会就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条件。现代政府规模庞大，运行流程复杂，资金收支种类繁多。即便是外部的专业人士，往往也难准确把握政府财政运行的全貌，更不用说评估特定领域内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了。独立财政机构设立以后，通过定期发布预测报告和政策分析报告，改变了议员们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劣势地位（相对于政府而言），为加强预算监督创造了有利条件。
黄勇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伦理学、宗教哲学、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英文著作有《宗教之善与政治正义: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等,中文著作有《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等
正直地对待人们，不是指毫无差别地对待他们，而是需要考虑他们各自的情况。既然一个人与父母的关系不同于他与陌生人的关系，如果父母和陌生人做了同样的坏事比如偷了一只羊，一个正直的人要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
张磊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灾害固然可怕，但面对社会舆情的“鸵鸟心态”更加可怕，因其伤害的不单是人身，还有人心。从根本上说，舆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民意的反映。
王长江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老百姓会说你打了半天都是“小老虎”“草根老虎”，敢不敢打“大老虎”?我们现在打了副国级的“大老虎”，现在你该满意了?老百姓会说“大老虎”后面还有“大大老虎”吧。这就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如果我们继续打人家还这么问，如果你一停下，人家就会说果然停了吧。这是两难。
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著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等
本为种豆，何以得瓜，农村集体经济为什么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取得截然不同的绩效？其深刻背景是集体经济生成演化于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两个转变之中，它的特殊品质与不同产业领域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是集体经济内外要素互构的结果，同时也制约着集体经济的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结构性改革要扎实落地，就必须抓好几个关键点：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重点是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核心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键是推动社会创新，根本是深化改革开放。
杨凌
西安交通大学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垃圾围城”的现象愈发严，我国迫切需要改进城市垃圾处理，积极主动地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紧缺问题。德国是世界公认的循环经济发展最早、垃圾处理最有经验的国家之一，学习借鉴其相关经验，有助于改进我国在垃圾处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平章起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比较思想道德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及要求贯穿于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的始终，对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生态文明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生之德、勤俭持家、道法自然等观念指导现代人的生存观、生活观和发展观，是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必要的理论准备。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