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白雪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
规则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基础，维系着自治单元的稳定，而作为规则体系中的自治规则对自治单元的稳定起着基础形塑作用。当前以行政村为基本自治单元的村民自治，由于其基本自治单元范围超出了自治规则的约束边界，自治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村民自治基本处于一种规则不在场的状态。因此需要重构基本自治单元，实现基本自治单元与自治规则的统一。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模式及制度变迁的跨国比较以及大国发展战略,著有《重启:新改革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产收入陷阱值得警惕。所谓中产收入陷阱，指的是那些获得中高水平劳动报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群体，对个人及家庭的前途充满忧虑，对国家的发展失去信心，对社会不公高度敏感。中产收入陷阱会导致国家丧失社会政治发展的稳定器，导致国家迟迟不能迈入成熟稳定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
徐辉
陈明
耿艳妍
国家城镇空间格局的建构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历史视野、地理视角、开放眼光让我们能够捕捉到以世纪为时间单元的影响因素。而在地理空间上，无论国家宏观战略政策如何变，都需要把握胡焕庸线、首都地区、边疆地区、国家中心城市等战略性空间。
徐辉
陈明
耿艳妍
未来我国将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形成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并进一步加强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等两个次经济走廊地带的关系。同时，国家也将充分利用海上重点港口及所在城市，建设通畅安全的海上运输大通道。
杨小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面对公共风险监管法的实施任务极为艰巨与行政执法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面对公共风险领域的违法行为相当盛行且隐蔽的顽疾，为了确保公共风险监管机关能够有效执法，不断加大行政相对人的违法成本似乎成了立法者的最优选择。
徐辉
陈明
耿艳妍
纵观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由“十五”和“十一五”时期的全国山河火力全开全速发展，到“十二五”时期南方全面超越北方，内陆地区加快崛起，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正在经历深度调整。这预示着新的不平衡问题出现——南北发展差距扩大。
潘家恩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温铁军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本文尝试回到历史脉络，在激进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脉络中反思激进。通过对中国乡村建设脉络背景的梳理及当代乡村建设十五年来的总结反思，以“乡村”为角度讨论“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乡村建设”的复杂关系，进而呈现乡村建设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以及百年来不同阶段与形式之乡村建设的深层共性。在此基础上，对百年来的三波乡村建设进行初步勾勒与比较分析。
徐辉
陈明
耿艳妍
历史上的中央王朝都希望能够更牢固地控制疆域，以行政等级序列为逻辑的城镇体系布局思维，长期根植于中国大地上。当然，除了行政序列以外，交通方式与布局，经济重心调整、对外开放政策等，也是影响国家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以下，先从三个时代概述中国的城镇格局演变。
董磊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杨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基督教在两个方面起到了固化社会结构的作用，一是为低层人群和阶层提供一整套对当前状态安之若素的说法，使他们放弃反抗的念头，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他们地位和角色的安排，承认当前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合理性；二是提供一套新的关系网络、评价机制和行为模式，给人们一种全新的实践和盼头，从而使人们退出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性竞争，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不争与不吭，在当前社会结构中无所作为就是对它的承认与合作。
杨晨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
此次政变之后，土耳其和美国关系将会变得更为紧张。土耳其政府已经认定居兰是此次政变的幕后者，要求美国引渡居兰。不过，根据美国法律，美国肯定不会将居兰引渡回国，基于此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将会出现较大的波澜。土美双方对居兰的引渡问题将会维持较长的时间，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居兰迁往第三国，例如加拿大等。
严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近年来，在“基地”组织大肆煽动和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以“独狼”恐怖袭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恐怖主义新生态逐渐成型。与有组织的恐怖活动相比，“独狼”恐怖袭击突发性更强、防范难度更大，被美欧多国视为其本土面临的最大恐怖威胁。
杰塞克•罗斯托夫斯基
波兰前副总理、著名经济学家,著有《21世纪政治经济学》
为何民粹主义在经济较好的英国和波兰盛行，而在经济较差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反而没有能够占上风？
罗建波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
中国外交要真正赢得话语权，提升软实力，最根本的是必须拥有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
对道德根据的回答，重要的是两大派，一个是义务论，义务论认为像不可杀人，不可欺诈，不可盗窃，不可奸淫(强暴)，这是“四不可”，就像康德说的，是绝对的命令，是可以普遍化的。而效果论(后果论、目的论)认为要通过目的结果来证明，比如功利主义，这是通过结果来证明。
王若磊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治理走向“现代”，一个重要维度是恪守程序正义。程序正义要求，一是要凡事讲程序，必须恪守法定流程，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人的财产和自由，此谓“正当程序”原则；二是程序本身要公平、无偏见，任何人都有获得听证、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此谓“自然正义”原则。
洪恺
《文化纵横》特约撰稿人
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的强硬态度，对社会文化的保守倾向等等，让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产生了共鸣，不自觉地把这些态度投射到国内议题上，从而产生了“移情”的效果。中国部分年轻人对右翼思潮的这一“同情心”，以及全球青年议题上的某种“同构性”促使人们思考，这种态度还有哪些表现？其吸引力究竟来自何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