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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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团
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邓宏兵
中国地质大学人文与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旅游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应用等,著有《投资环境评价原理与方法》等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贫困地区要破解发展难题，必须厚植地区发展优势，踏实做好绿色文章，让青山绿水成为贫困地区发展的永续增长点。贫困地区要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认真走好“绿色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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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西方的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已经数十年了，中国的经济学界对此是非常熟悉的。这次供给学派重新在学术界热起来，完全是因为在中国的经济实践出现了对这个领域知识的巨大需求。尽管也有经济学家想把它和中国经济实践结合起来，但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任何新的贡献，大多停留在对其的介绍、解读和传播。如果中国的经济学界能够把供给学派“中国化”，哪怕是加上一些中国元素，也可以说是有所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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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海波
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副教授,医学博士,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但尚未统一认识到的变化，深化改革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和政策资源已经做好了基础铺垫和必要准备，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就是在正确处理与外部关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前提下，主要对内部的体制机制进行全面、综合改革。从内部进行、从自我进行，应该是这一次高校深化改革的使命、意义和路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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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经营主业与综合金融服务的独特功能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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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运玺
南京工业大学讲师,正科级秘书,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崔益虎
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授,研究领域: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在深化改革、依法治校、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有必要在中央指导意见和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我国高校院系领导体制改革的经验，提高对院系领导体制的系统认识，研究其主要内容和运行机制，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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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其松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段忠贤
贵州省公共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区域治理、绩效管理、科技政策等,著有《政府绩效评估》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艰巨、矛盾突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紧紧牵住“政策”这个牛鼻子，以提高政策的质量为抓手、以增强政策的有效性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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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彦
民生银行信息管理部行业研究员
自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外汇储备大幅减少,部分投资者预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贬值压力。分析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尼、阿根廷等主要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的效应,对中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应对未来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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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侵权行为法、人格权法、债法、物权法和亲属法等,著有《侵权法论》等
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时候，对于第八十一条，很多人都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家养动物损害他人都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为什么动物园的动物都是猛虎等凶猛动物，却要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呢？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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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承豫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副教授
徐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20年韩国应急管理体系（中央政府层面）演变历程表明，重大灾难事件的推动与政府自上而下权威性引导相结合，是韩国应急管理体系变革的主要动因。韩国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建立专门机构和协调机制，实现综合化管理等实践，可以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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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国际学术期刊《中国农村教育评论》执行主编
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部门为何在实践中会自觉地选择乡村教育的城镇化推进之路呢？一是在社会变迁与结构性转型因素中，沦为城市附属而缺乏独立公共性精神的中国村落文化；二是现代新式学堂的建立从根基处让中国村落社会公共文化走向解体，进而导致村落社区中知识权力制衡支点崩溃；三是在被并轨于城市生产体制之后，传统村落社区中的农民群体出现阶层分化，而底层诉求成为被隐匿的“悄悄话”；四是村落社会中消费主义的兴起，进而导致选择性的教育致贫与底层群体选择的无力；五是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欠缺，进而使向城性潜在流动率过高，行政部门的相关公共政策设计注定要予以城镇化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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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等
从历史上看，我国虽被一些人称为自古以来的“治水社会”，在近年来的治水论争中还有人（如“大西线”的一些论者）主张发扬那种历史悠久的集权传统以光大治水文明。但是“治水社会”之说真能反映我国的文明史吗？传统专制真有一些人渲染的那种治水功效吗？对于现代治水机制的建立，历史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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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软实力研究”首席专家
文化自负导致闭目塞听，以至于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从而产生制度性迟钝、制度惰性。文化自卑到一定程度，就会认为“历史文化包袱太沉重”，结果就会走向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树立文化自信，既要克服文化自负感，也要克服文化自卑感，即跳出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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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文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政府网站是政府机关实现政务信息公开、服务企业和社会公众、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政府网站发展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政府公信力。个别政府网站沦为摆设，甚至“停机”，说明其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存在，其现实的价值与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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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研究员
樊子嫣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金融信息服务专业硕士生
贸易投资便利化是对国际贸易投资制度、程序和规范的简化与协调。通过简化贸易程序、提高政策管理和手续办理的透明度、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协调相关标准与规定等，为国际贸易投资活动创造良好环境。2015年 OECD贸易便利化指标（TFI）显示，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TFA）的国家贸易成本将会比仅实施最低要求的国家下降1.4到3.9个百分点，边境通关程序成本占总交易成本的2%到15%。简化和协调贸易投资领域的各种程序，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才能以贸易投资为核心促进一带一路的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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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三十年。这个新的三十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三十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对过去两个三十年的继承与超越，应当体现出13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的普世价值，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公平正义的问题，就是想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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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云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破解粮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三高并存”难题，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要从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大局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