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乐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补偿教育服务"作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核心责任条款",通过引入市场化策略,鼓励"联邦介入"与教育服务体系的私有化结合,利用社会保障体系将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试图缩小教育资源占有不均带来的学业差距(学校教学和学生学习)。"教育公平"作为该制度的核心诉求主要通过机会、过程和结果三方面的政策补偿来实现,然而制度的预设公平并没有得到现实的有效回应,教育的不公平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补偿,反而产生了补偿内的不公平。
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领域: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著作有《中国社会建设战略思路与基本对策》《美好社会的世纪求索》《中国2010年:风险与规避》等
政府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决策是为了协调经济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文化发展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利益群体的感受：第一个是弱势群体，第二个是边远地区群体，第三是农村群体。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了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张曙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实践生存论、文化与价值的哲学研究,著有《个体生命与现代历史》、《现代性论域及其中国话语》等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各种内外部矛盾被激发并频繁发生，使社会长期处于某种无序和过渡性状态，人们的心灵也变得极其不安和浮躁，甚至失去生活的意义感。秩序既是人们正常生活的条件与表征，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来源。经过超过一个半世纪的伴随着血与火的巨大历史变迁，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步入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大门。
李秀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中心资深研究员,著有《日本教科书问题剖析1968-2012》等
日美同盟战略对接，是日美两国政府发布十三个文件、历时五年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扩容日美同盟体制、扩大日美相互保护及加强同盟基础的合作的角度，可以解读日本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给日美同盟内部战略对接带来的改变。通过论证日美两国在亚太及全球的军事合作及“全球伙伴关系”，可以剖析日美同盟在亚太及全球的战略对接，从而论证同盟战略对接的本质及其两面性。
丁英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延迟退休有双重目的，即提高劳动供给的同时，减缓养老金支出。延迟退休将实行分类推进，小步慢走，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制度。现在大多数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在65岁、67岁。目前我国的退休政策是20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当时人口的预期寿命平均不到50岁。现在人口的预期寿命平均已达70多岁，平均退休年龄还不到55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日本经验对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具有一定启示。
廉德瑰
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等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海权地位的态度表现为：依赖海上贸易，挑战朝贡体系和在近代夺取殖民地的特点。历史是一面镜子，反射着现实，也折射着未来，中日关系的历史呈现过交流与对抗交织的特点，日本一方面依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同时也在大国意识的作用下对这个体系发起挑战并导致这个体系最后解体。
章志远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来，“双被告”制度增加了各级政府法制机构的复议和应诉压力，但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标尚未如愿实现。随着“双被告”制度巨大争议的泛起，《行政复议法》修改如何在续写与调适之间灵活游走引人瞩目。坚持整体救济论和合力脱困观，通过创新体制和优化机制才能有望实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和谐发展，促进国家行政纠纷解决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田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公司金融、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企业创新和股利政策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布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棋，而营造创业创新的失败容忍文化则是当前更为迫切的任务。能否宽容并理解失败，也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创新风险承受能力的考验。
赵干城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印度政治与外交、中印关系、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等,著有《印度:大国地位与大国外交》等
东亚地区近年来不断出现争端，地区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摩擦与相互依存继续发展，域外势力日益加大介入力度，两者构成地区战略格局演进的动因，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变量可能催生出对地区安全多边架构的需求。中国应发挥现行国际体系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目前复杂困难的局面中，引领新型的地区安全架构建设进程。
章志远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来，“双被告”制度增加了各级政府法制机构的复议和应诉压力，但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标尚未如愿实现。随着“双被告”制度巨大争议的泛起，《行政复议法》修改如何在续写与调适之间灵活游走引人瞩目。坚持整体救济论和合力脱困观，通过创新体制和优化机制才能有望实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和谐发展，促进国家行政纠纷解决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董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
官方对于择校的态度是“不鼓励、不提倡”，但却也并未明确指出“完全不许”，甚至也会考虑将通过政策规定使之“合法化”，以促进本地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这种“控制”并“利用”的做法也体现了对多重目标的权衡。
于伟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部部长
纵观教育研究本土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教育理论的发展方面阐述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及其基本路径；所强调的教育研究本土化的责任主体往往是专门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中小学教师群体在教育研究本土化发展中的位置优势缺少充分的认识，对这一群体如何从事本土化教育理论的建构更缺乏相应的指导与具体的策略建议。在教育现实场域，中小学教师对自身在教育研究本土化中的位置优势与价值使命亦缺乏深刻认知。
李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
张鑫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重要战略性任务是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转换驱动要素，保持经济中速稳定增长。“一带一路”建设务必遵循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形成两个“开放新格局”：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吕建中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王祖纲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专家、高级工程师
我国天然气汽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经济性，瓶颈主要是政策不合理。首先，国家对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扶持，没有区分“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阶段。其次，国内油气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天然气汽车市场存在着波动性风险。为此，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孙锐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人才战略规划、人力资源管理,著有《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创新氛围研究—基于企业研发人员的调查》等
虽然高技能人才创造的价值可能并不比一个工程师少，但各方面的认可程度和相关待遇低人一等，致使很多年轻人才不愿意走技能人才成长发展之路。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