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晓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副教授
紧密型职教集团的提出，可以有效解决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诸多体制机制问题，是经济新常态和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进程中一次重要的实践探索。如何有效推进紧密型职教集团建设，笔者认为应当从基于各方“利益链”为纽带的治理模式入手，兼顾多方面利益，在理论主体、行政主体、实践主体和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建立一个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
郭道久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政治
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是一个协作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它形成了从问题触发、动员力量到协商对话、建立信任、过程承诺，再到取得中间成果并形成长期愿景基础上的依赖和共赢关系的过程，建立起了共识形成、行动整合、沟通交流和利益协调等协作机制，从而较好解决了松散型的集体行动问题。
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朴槿惠看来，韩国在过去的时间里，只找到了半岛和平稳定的一半钥匙，美国提供的保护伞保护了表象，无法保护根本；保护了此刻，没有保护未来。
渠敬东
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社会理论、社会学史、组织社会学,著有《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等
项目制运行至今，已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体制。它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资源要素，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方法面面，甚至还塑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习和思想精神。
王烽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高考改革本身是一种综合改革，它绕不开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简政放权、激发活力。“促进公平”需要更加科学、精准、柔性的施政手段，激发学校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意识。“科学选才”则需要建立考试评价机构与高等学校之间的服务关系，建立学校自己的多元评价体系和招生录取模式，在“双向多次选择”方面重点突破。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统一的。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善治是良法之目的。法治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力量也在于实施。建设法治体系，要着力抓住法治的实施、监督和保障等环节，加快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努力把国法党规付诸实施，用体现党和人民统一意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治好国、理好政。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权利的召唤》等
采访:袁训会
孔子所说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成为人们重新选择的现实情形。最近几年中国的移民运动，直接跟中国社会变迁处在瓶颈阶段具有密切关系。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空转”状态，进退不得，整个社会精英的安全感明显下降，结果就是“三高移民”的出现，高官、巨富、高知纷纷迈出国门，加入移民队伍。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讨论美式体制成败得失是我们该在国内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的企业跑到美国做生意时该做的事；纠缠克林顿基金会资金收付运用是否符合美国法律，那是美国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也反对随随便便无中生有给中国企业扣“违反美国法律”的帽子，最起码对中国的企业和机构，应该与对同样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赠的挪威政府、英国政府、联合国基金会等非美国机构一视同仁。
熊秋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现代法治国家，立法和司法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承担着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职能。立法通过规范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体现公平正义的内在品质；而司法通过对个案的裁判，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并且让人们真切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进而促进全社会形成对法治的信仰。
樊纲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我们中国讲的城市化不是“城市化”、是“城镇化”，我们正式用词是“城镇化发展战略”，其中特别鼓励小城市发展、鼓励小城镇发展，鼓励人们不要远离家乡；与此同时，限制大城市发展，最近又出一波限制大城市人口增长、限制大城市规模继续扩大的这些政策和指导思想。
严森
修远基金会研究部
舆论的分歧，是因为人们仍然按照原来发展的惯性思维来面对现实变化，而没有意识到中国发展可能已经步入新阶段，迎来了“新周期”。因此，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做的，是去理解“新周期”，探索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哪些要素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以及如何理解这些变化。
毛克疾
多伦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中科大风云学会研究员
倘若印度并没有径直奔向工业化的方向，而是迷失在他印度特色的“民主政治”中做布朗运动，那么当代这些付出生命代价的农民就和几千年来印度小农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生存博弈的失败者，并不蕴含什么特别伟大的含义。
郑长忠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基地主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政党理论等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来看，上海城市治理整体是有效的，推动了社会发展，保证了社会秩序。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即以政党力量推动和支持城市治理，并在推动城市治理与政党发展的双向建构过程中，实现城市的有效治理。这一经验，既是中国政治逻辑演绎的结果，也是上海治理实践智慧的结晶。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逻辑。这场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60。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弊端日渐显露。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新的主潮流。大量事实表明，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农业没有了”是技术进步条件下产业融合乃至全产业融合的结果。在农业的产出即农产品上，土地和劳动的作用都显著地下降了，科技、服务、人力资本的作用显著地增强了。因此，农业就越来越像其他产业。之所以像，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内涵，那就是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和服务。
于洪君
曾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务,现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顾问
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安全体系”的新倡议，不过是拾历史的牙慧而已。美国远未放弃冷战思维，远未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远未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情况，违背了近年来美国历届总统关于欢迎和支持中国和平发展并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承诺，只能落得一个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的坏名声。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