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平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世界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是单线的，台阶式的？还是像树一样分杈的，多线的？问题和答案应当很容易，很直观。世界中心有不同的模式吗？历史到底像西方讲的是单中心，即西方中心论；还是双中心，所谓西方科学民主，东方专制愚昧；以前的启蒙阶段就这么宣传的。还是多中心？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在法规治理、市场激励和社会规范三大制度安排中，法规治理是最根本和具有导向性的制度安排，也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法制保障。中国需要进一步促进教育制度的法治化，而法治的首要要义是限制政府的闲不住的手，让教育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去发展。
刘敬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相比，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尚显落后，同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匹配。如何以大国司法理念推动我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重构，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一项极为重要的课题，也是中国彰显大国地位、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大国作用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现阶段，中国应当秉承大国司法理念、借鉴大国司法核心要素、运用大国司法应具备的制度内涵改进、完善现行国际民事诉讼制度。这是中国实现“一带一路”、海洋强国等新时期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是中国进一步提升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法治保障，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赋予中国的重要使命和历史责任。
吕艳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亚洲法研究中心秘书长
田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亚洲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准。各级政府均有必要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专门机构， 配备必要工作人员，使其有精力长期专门关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使其有能力组织、指导、协调本地区本系统的公开工作。
景天魁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从时空压缩视角看，社会建设固然需要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但这些只是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行，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投资的方向、布局不合理，也未必能搞好；社会建设固然需要政府重视和支持，但这也只是重要条件，还要解决如何重视和支持的问题。中国人传统上就有“能群”“善群”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社区建设就是既有强关系，又有弱关系，强弱互补；既讲社会责任，又讲自治自律，用“社区性”增强人们的认同感、信任感和安全感。
贾烈英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在可预见的未来，权力基础的提供者依然是主权国家，区域制度也好，全球制度也好，都不能忘记权利与权力是不可分离的，人权最有力的保护者是公民所属的主权国家，轻易以武力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必须准备承受相应的代价。
王继新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化学习理论与实践
施枫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育变革与创新
吴秀圆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数字化学习技术与环境
偏远的农村地区，教学点缺乏师资，开不齐课、开不好课问题非常严重，成为制约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中“‘互联网+’教学点”的实践探索与案例成果，形成了“一体双核四驱”的“咸安模式”、“三式”破“三难”的恩施模式等具有区域教育特色的教育发展模式，有效促进了区域义务教育的高位均衡发展。
石智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经济与城市经济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传统农民是否实现了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城市化到底对中国传统农民带来哪些影响？农村又将以一种什么样的途径实现这一“涅槃重生”？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无疑将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模式定位，从而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产生长远影响。
朱宇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员
相对于非流动劳动力而言,回流农民工的生计策略和经商活动也表现出较强的城镇导向,从而有助于推动流出地的城镇化进程。同时，经过流动经历洗礼的返乡农民工有着比非流动人员更强的现代性和城市性,他们确实是一股推动其家乡就地城镇化的潜在力量。但是，推进内陆地区返乡农民工的就地就业和城镇化必须突破产业基础薄弱这一瓶颈。
莫伟民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福柯看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固守其意识形态立场，而专注于研究国家、阶级、政党等宏大的政治范畴，忽视了社会政治生活状况的特殊性、历史性和相对性，从而束缚了人们的政治视野，造成了现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
钟伟
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态度是，鉴于中国经济L型和楼市泡沫的现状， 目前动用房产税工具，是在既有问题上叠加更大问题甚至灾难，而不是解决问题。中央政府必须谨慎权衡，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吕培亮
华中师范大学
杨美勤
华中师范大学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着诸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正确摆正“情”与“法”的位置，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和现代化，就必须使“法”的主导地位和“情”的辅助作用得以固化。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法律社会学,著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等
在当今中国，信访制度虽然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其牵出的“信访问题”却是最为复杂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信访问题之所以复杂难解，原因在于它涉及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秩序化。
爱德华•卢斯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没有容易的方法能够降低市场的集中程度，正如没有容易的办法能够解除美国商界对政治的控制。不过，有两个简单的办法。第一个办法是通过把票投给特朗普，发泄你作为消费者的愤怒。第二个办法是支持激进的反垄断行动。自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总统任期以来，反垄断有着伟大的历史。它未来或许还会大有作为。
牛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外交决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著有《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等
援越抗美则成为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佐证，同时成为暴露和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叛卖行径的有力武器。此外还可以鼓舞国内极左运动热情。援越抗美政策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象征化行为。中美在越南战争中的决断被证明都是有缺陷的。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社会学研究,著有《未完成的叙说》等
“博弈”并非就是对抗，更不必非要发展到战争。经贸、文化、社会、地方交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中也有博弈，只要能够互利，就意味着双赢，尽管并非总是各得一半。就此而言，“中美博弈”这个战略选项，至少比“权力转移”要实际得多。只不过世界不只是中美两家的，“玩家”也并非只有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