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祝卫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围绕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使供给更加契合市场需求，更有利于资源优势发挥和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供给体系，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邱兴隆
著名刑法学家、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刑罚思想史上，一般预防论承报应论之先而启个别预防论之后。尽管作为一种系统的刑罚根据论，它的产生被认为是近代的事，但是，其思想源头却相当久远，而且，如果仅就对刑事实践的影响而言，作为一种思想的一般预防的历史地位远比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的一般预防显赫
黄文政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人口学者、专栏作家,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梁建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研究领域: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著有《中国人太多了吗?》等
决策层对我国人口形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刻认识，更是大幅压缩了部门利益和思维惯性继续误导人口政策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卫计委进行重大的机构改组，不仅有助于落实卫生与健康会议精神，更能为应对人口危机创造良好的执行机制。只有在这种变革之后，全面放开生育乃至鼓励生育的政策的推出才会水到渠成。
石佑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宪法与行政法学系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立法与改革决策的关系历经变化，立法经历了从“确认改革成果”到“服务改革大局”再到“引领改革发展”的角色转变，与这一变化相适应，立法理念也从经验主义转向了工具主义，继而选择法治主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立法角色和理念的转型也要求重塑立法与改革决策的关系，这就是以法治主义引领立法理念转变，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协调立法与改革决策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与有效衔接。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与“本土自决”相比，“重启政改”只是体制内目标，在一国两制限制下不可能特别宽松，因而在政治上无法满足青年本土派的“制宪冲动”。不过，“重启政改”却可以是中央重建与传统泛民政治互信以共同反击本土分离运动的重要政治筹码，也是实践其关于“泛民也是政府建制一部分”之新认识与新定位的积极举措，是中央依法治港及推动香港民主化的善意释放。
曦力
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博士, 德国马普协会人类学所博士后研究员
我认为文化转型和新价值建立是现在以及将来中国社会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文化转型不能靠简单照搬西方概念，也不能一味抵制，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早已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部分了。我们需要直面现实来思考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于性别问题而言，我认为“责任”可能是一个比“自由”更具有弱势关怀感的概念，而“男责社会”也许是通向男女平等这一理想的一个必要阶段。
王毅杰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结构变迁下的个体行为、社会网络理论与经验分析、研究方法论
茆农非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从总体上来说，两类群体的社会距离仍然是不对称的，相比较市民施予的社会距离，农民工感知的社会距离更大。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首先，对于市民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距离并没有显著影响，但群际接触的作用显著；其次，对农民工而言，社会经济地位与群际接触的影响均显著；最后，由通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市民与农民工的生活体验变量影响均显著。
岳庆平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民主党派领导比较超脱，应该心系天下万代：以国家天下为己任，为千秋万代开太平，应尽可能少地被动为特权阶层、地方利益和行业集团代言，尽可能多地主动为国家战略、民族利益和人民福祉参政。
李克军
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曾在国定贫困县担任书记、县长7年
无论是围绕进城农民“市民化”增加财政投入，还是扩大更宽泛内容的公共服务，都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扎实稳妥的实际措施压缩行政性支出。除了继续压缩“三公”消费，还应在机构“搜身”上作出具体安排。
节大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国际安全、两岸关系、中美关系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在近几十年的最显著变化之一。尽管政治极化对于美国民主政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与美国分权制衡体系的结合造成了福山所担忧的“否决政治”。制度改革可能是缓解政治极化和“否决政治”的可行途径。
陆一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
“双一流”政策是时代的召唤，中国大学应当把握这个契机从根本上思考和探索什么是配得上国家和民族崛起的高等教育，如何创生理想的未来中国社会，以及如何培养符合理想社会的有识公民。除非在中国大地上把根扎得更深，并承担起文明兴衰的命运，中国大学不可能得到世界的尊敬。
方朝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虽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苛求所有教经者的水平，我们还是主张教经者除了扎实的经学基础外，还应有宽广的胸怀，悲悯的心态，健全的人格，脱俗的志趣。要有对其他文明同情的眼光，包容的态度，不能有狭隘民族主义心理。唯有教经者自己有良好的操守、健全的心理，才能真正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真正实现读经的意义。
文扬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当今中国已是世界大国，综合国力数一数二，本次杭州峰会以主办国的身份邀请世界“20强”共商发展大计，不搞清算，不搞拆台，不搞阴谋诡计，呼吁大家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这本身就是在结束历史、改写历史、创造历史。
何哲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副研究员,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
网络社会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结构变革和重大转型，因此对网络社会的适应与治理成为了全球各国，特别是已经完成工业化转型的国家所共同面对新的挑战。中国在同时进行工业化转型的时期也面临着整个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型与适应问题。国外网络社会治理的主要思路将对中国治理网络提供有效的借鉴。
王晋
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获选人、海法大学政治学院研究助理、以色列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席
“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伴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资金、学者、游客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人员和沟通交流，不仅仅会提升中国对于“非华人世界”“非西方世界”的认知的体会，更会反过来塑造和修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身份共识，推动中国的身份定位与反思。
叶澜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
我不太赞成把教育的目的“为了学生”简单等同于“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因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教与学的关系性质不是谁中心谁边缘的性质，而是构成教学的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动态生成、有机生长的过程。在这样的课堂上，不仅教师、学生，连课本身也在“长”，是有生命力的课堂，此时的教学才进入到生态式状态。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