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宣晓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依然面临着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难题，总是陷入“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也不断处于集权与放权的进退失据之中：没有现代化转型中的分化过程，不可能产生自由有活力的地方；没有重整过程，难以保证强大而稳定的中央；而缺乏分化和重整，就无法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规范化协调机制。可见，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要想演进至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也需要经历分化和重整的现代化转型过程。
何得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董宇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系学生
移民搬迁式就近城镇化模式既改善了山区生态环境，也明显改善山区农户居住环境及生产生活条件，推动了精准扶贫；移民搬迁户既远离了自然灾害风险，也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对于我国城镇化多元路径的探索无疑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特别是西部地区以及贫困地区可以把这种移民搬迁型就近城镇化道路作为重要的选项或者推进模式。
常青松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与发展、老龄问题研究
城市化的本质在于提高人的“城市性”：一方面是实现“量”的突破，推进农业人口向城市的空间迁移；另一方面是实现“质”的提升，使农业人口在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现代的城市性转型。
辛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志愿服务与社区组织、互联网公益
王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社区研究
如何突破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困境？文中对社区志愿服务行政化现象、组织方式、服务过程及其表现形式和产生根源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分析，并提出了“三重矛盾”的概念对此现象进行剖析。找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只有理清社区志愿服务的矛盾实质与根源并采取有针对性地改进措施才有可能走出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困境。
张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减少乃至取消较低档类（上述河南村庄的第二、三档，甘肃渭河源村的第三、四类）的低保，保留较高档类（上述河南村庄的第一档，甘肃渭河源村的第一、二类）的低保，这样就使得那些真正困难的村民和农户更加明确，施保更加精准，同时由于村民和农户间的共识增强，分歧和纷争减少，也就相应消除了引发村民之间、干群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源。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乡村建设专委会副主任
关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应当有两个视角：一是小视角，即以男女平等权利的视角关注妇女土地权益；二是大视角，就是除了从男女平等权利视角上关注妇女土地权益的维护外，还必须树立财产权保护这个无涉性别歧视的法治视角。
李志明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不相适应，有必要予以调整，以便降低制度内抚养比、缓解基金收支压力。为避免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延迟退休年龄宜采取“小步渐进、女先男后”的策略，辅之以激励式弹性退休政策。
祝卫东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围绕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使供给更加契合市场需求，更有利于资源优势发挥和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供给体系，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邱兴隆
著名刑法学家、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刑罚思想史上，一般预防论承报应论之先而启个别预防论之后。尽管作为一种系统的刑罚根据论，它的产生被认为是近代的事，但是，其思想源头却相当久远，而且，如果仅就对刑事实践的影响而言，作为一种思想的一般预防的历史地位远比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的一般预防显赫
黄文政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人口学者、专栏作家,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梁建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研究领域: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著有《中国人太多了吗?》等
决策层对我国人口形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刻认识，更是大幅压缩了部门利益和思维惯性继续误导人口政策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卫计委进行重大的机构改组，不仅有助于落实卫生与健康会议精神，更能为应对人口危机创造良好的执行机制。只有在这种变革之后，全面放开生育乃至鼓励生育的政策的推出才会水到渠成。
石佑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宪法与行政法学系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立法与改革决策的关系历经变化，立法经历了从“确认改革成果”到“服务改革大局”再到“引领改革发展”的角色转变，与这一变化相适应，立法理念也从经验主义转向了工具主义，继而选择法治主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立法角色和理念的转型也要求重塑立法与改革决策的关系，这就是以法治主义引领立法理念转变，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协调立法与改革决策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与有效衔接。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与“本土自决”相比，“重启政改”只是体制内目标，在一国两制限制下不可能特别宽松，因而在政治上无法满足青年本土派的“制宪冲动”。不过，“重启政改”却可以是中央重建与传统泛民政治互信以共同反击本土分离运动的重要政治筹码，也是实践其关于“泛民也是政府建制一部分”之新认识与新定位的积极举措，是中央依法治港及推动香港民主化的善意释放。
曦力
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博士, 德国马普协会人类学所博士后研究员
我认为文化转型和新价值建立是现在以及将来中国社会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文化转型不能靠简单照搬西方概念，也不能一味抵制，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早已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部分了。我们需要直面现实来思考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于性别问题而言，我认为“责任”可能是一个比“自由”更具有弱势关怀感的概念，而“男责社会”也许是通向男女平等这一理想的一个必要阶段。
王毅杰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社会结构变迁下的个体行为、社会网络理论与经验分析、研究方法论
茆农非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从总体上来说，两类群体的社会距离仍然是不对称的，相比较市民施予的社会距离，农民工感知的社会距离更大。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首先，对于市民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距离并没有显著影响，但群际接触的作用显著；其次，对农民工而言，社会经济地位与群际接触的影响均显著；最后，由通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市民与农民工的生活体验变量影响均显著。
岳庆平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民主党派领导比较超脱，应该心系天下万代：以国家天下为己任，为千秋万代开太平，应尽可能少地被动为特权阶层、地方利益和行业集团代言，尽可能多地主动为国家战略、民族利益和人民福祉参政。
李克军
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曾在国定贫困县担任书记、县长7年
无论是围绕进城农民“市民化”增加财政投入，还是扩大更宽泛内容的公共服务，都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扎实稳妥的实际措施压缩行政性支出。除了继续压缩“三公”消费，还应在机构“搜身”上作出具体安排。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