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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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珍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当前的典型生产机制正从传统的双典型结构变成单向度的排列,而其作用机制也发生了从“以点带面”到“以点代面”的转化｡这样一种转变的发生,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从整个国家治理来看,这种转变所带来的则是,官僚制逻辑主导了社会建设中国家对社会的无意识排挤,导致国家治理的自我束缚｡如何重新建立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性,应是当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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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星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政府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领域:行政体制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近三年来，上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要求，力争把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新形势下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标杆和引擎。在这个过程中，就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改革路径和操作方法摸索了一些有效的方法，积累了若干“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助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值得学术界和实践部门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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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磊
辽宁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暨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视野，培育具有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现代公民并使之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公民教育实践中，如何做到既遵循公民教育的一般规律又突显我国独特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构成了深化公民教育研究的学理焦点。从公民诞生的生命历程出发，可以找到破解这一理论难题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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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行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等
杨勇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
余聆溪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
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乡民自身的行为规范，从感性秩序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农民行动，充分发掘乡村感性秩序资源，形成国家与乡村社会、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从传统中寻找资源，结合新的元素和新的时代特征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对于重构中国乡村新秩序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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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要真正理解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需要对它的政治文化传统，尤其是 “皇权不下县”“准官员文化”“民间精英文化”等进行回溯性研究。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当时国家治理能力较弱而社会内部组织化程度较高有关。虽然经历多次基层政权建设，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依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对当下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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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社会结构、农村社会学、社会流动,著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等
国务院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通知开启了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这个基础上，要进一步推进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全国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构一个适合中国现代化治理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个中国公民享受着同等的基本公共权益和平等的基本机会，才能真正体现“让发展惠及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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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黎明
安邦集团合伙人、高级研究员,财新网专栏作家,擅长城市战略、区域经济和公共政策研究
中国的发展已经步入转型期，从土地经济转向后土地经济，从GDP主义转向后GDP时代，地方的发展模式，官员的执政理念，甚至一些企业的经营模式，都需要发生相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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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生
南京晓庄学院
微博出现之后，迅速成为了重大突发事件中社会动员的新载体。但同时，虚假消息和诈骗消息阻碍着重大突发事件中微博社会动员功能的发挥，需要采取措施化解微博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实困境，以期更好发挥微博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动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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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红旗
常州大学副教授
创新社会管理务必要强化利益诉求的制度，在改革原有社会管理机制和方法的过程当中，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诉求进行差异化管理。在强化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的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培育、发展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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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喜玲
中共安阳市委党校副教授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起步于改革开放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高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参与度；另一方面，政府应明确社区管委会的行政职能，激发社区公共服务活力，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力争补齐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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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星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著有《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等
中国纠纷解决机制转型的背后存在多个复杂关系：一方面是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路径选择转变的背后，是国家公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在边界划定方面，是不同纠纷解决方式从合作到断裂；另一方面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张力，均等化的关系区分源自西方，与中国传统差异化的关系区分存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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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自然资源资产的“记录仪”，是资源精细管理与生态风险管控的“对账本”，是判定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裁判员”，是倒逼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推进器”，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将起到基础性数据支撑、关键性决策依据、科学性成果判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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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睿民
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统计实验室主任
中国技术业已全面突破国际大数据核心技术壁垒，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化，只有国产化数据核心技术在自己手里，国家各个层面的数据安全才能得以有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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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星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研究领域: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制度与政策,著有《城市土地的政府管制研究》等
荷兰政府也存在“一身兼二任”的问题，很难分辨政府在进行土地开发时主要是为了实现土地利用计划，还是未来获取更多的土地收益。这无疑会给腐败带来机会，而且实际上荷兰偶尔也有与土地有关的腐败案例。那么除了政府土地开发模式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以弥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什么才是合适的政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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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财税理论、比较税制
最近，楼市大热，不少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翻番，一些城市重启限购措施。动用房地产税给楼市退烧的策论也不时可见。但是，楼市退烧，需要喝的药不是房地产税。误服此药，结果只会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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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培亮
华中师范大学
杨美勤
华中师范大学
当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诸如土地流转不易造成农地规模小、碎片化、竞争力不强，农村贷款困难造成创业难、发展后劲不足，以及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不足造成增产不增收等，集中来讲“缺高素质人才、缺资金来源、缺规模化经营”。可以说，搞好服务保障化解“三缺”难题迫在眉睫，只有让新型职业农民进得来、能发展，才能实现队伍最终壮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