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桂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有了“半耕半工”的家庭结构，农民进可攻、退可守地参与当前城镇化进程，幸运者进城落户定居，失败者也可退回农村获得体面生活，以此来保障农村贫困人口规模自发减少。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政策兜底和扶贫行动逐步解决剩下5%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将有效的扶贫资金投给最需要的人群，实现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落实。
李立辉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曾福生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日本和韩国都属于人口稠密型国家，两国先后跨入高收入国家序列，两国资源禀赋结构和中国高度类似———极高的人地比例和相对稀缺的自然资源使得农业部门在维持较高的粮食安全水平上具有很高的脆弱性。因而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被提升到国家利益的层面。日韩两国在历史上与中国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所采取的保护粮食安全的战略和政策，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借鉴路径。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农民进城，同时保留返乡的退路，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可以保持稳定的秘密。政府应该让农民自由选择进城或返乡，而不是为了消化县城商品房而鼓励农民工买房置业，更不能想方设法切断农民与农村的联系、鼓励农民不可逆地进城。
朱燕刚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江世聪
武汉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村规民约作为一项村民自治的制度化成果，在农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国内许多传统的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且不能与农村现代化、法治化建设的目标相适应。在农村治理法治化背景下，传统的村规民约需重新建构，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法规的互动融合，推动村规民约向法治化发展。
谢志强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领域: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社会结构、城市化等,著有《社会发展的结构分析》等
姜飞云
山西省纪委政研室干部、博士
积分落户通过设置一套指标体系，对落户条件指标予以量化，最大程度地去除了行政权力的不当参与，同时为有意申请落户者提供了明确的行为导向，调控了落户的规模和节奏，从更高的水平和层次上、在更大的范围内保障了落户公平。
朱光磊
南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中国阶层问题、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政治社会学等
中国治理最难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现在在治理上要面对现代化、后现代化叠加的问题，就是说，既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又要面对后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从治理的角度，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管理问题；后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服务的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概念。
中央党校报刊社调研组
如何寻找到农村基层治理的治本之策，是当前亟须破解的重要课题。山东费县农村是我国农村的缩影，费县农村面临的治理难题也具有普遍性。费县农村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成效突出，其经验值得借鉴。
褚宏启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教育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但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也是通过培养人去实现的。因此，教育质量集中体现在教育所培养的人的素质，体现在教育为人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教育质量问题最后聚焦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陈明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政治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实际上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危机，不过，与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面临的困局不同，前者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尚无一种观念体系和权力体系取得统治地位，一切尚在竞争之中，皆无定数。而中国的问题则是变革性的，即一个已经存续多年的，曾经被人们信服、追随与拥戴的，具有不容置疑的统治地位的观念体系与权力体系，因其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革命性变化而导致其日益贫困化和苍白化，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动员统摄的有效性，故而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需要在话语、义理和论证机制方面进行必要的革新。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著有《人权与国际关系》等
从杜特尔特总统此次中国之行方方面面来看，都是中菲政治关系的“诚意之旅”，而非是许多媒体预先报道的，更大程度上是一次“探路之路”、或“试水之旅”。中菲两国领导人都想抓住这次难得的两国关系中难得的“融冰”行动，展开胸怀、释放善意。
喻常森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战略文化、亚太地区合作、东盟组织研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与中澳关系、大洋洲区域合作等,著有《元代海外贸易》等
进入２１世纪后，联合反恐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澳同盟关系新的催化剂和强心剂。文章拟在分析美澳同盟建立和转型背景基础上，首先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其次分析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转型；最后重点探讨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美澳同盟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及再定义。
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著有《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等
与其他农村地区相比,流转了土地的村庄正在发生产值农企化、产品商品化、劳动力工人化、农民居民化的转型。与此同时,村庄的常住人口也异质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来建立于熟人社会基础之上的村庄治理结构,并使其治理效应逐步消解。伴随村庄陌生人社会或半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在村庄契约关系的交织与新型阶层关系的重塑中,应该再一次完善基层治理的顶层设计,以使其进一步适应土地集中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中西方古典思想、基督教思想史、德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著有《拯救与逍遥》等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的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以笔者的工作经验来看，当前国际问题类智库及其观察家们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少观点和预判，而观点鲜明应是智库观察家的基本职业素养。二是观点鲜明却不论证，而以事实说话应是智库观察家的基本职业品德。我的建议是，多进行未来形势的预判，而不是专注于解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明确的预测应成为观察家们的职业美德。
陈文胜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农村的发展当中，除了制度的合理性、资源的高效利用和配置之外，首要环节就是创新农村人才开发制度，培育真正符合两型农业发展需要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不断地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改变农业的“弱质性”，农业的转型发展才能有希望。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通过分析中国、印度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经验，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制度变革在前，经济增长在后。现在这个结论已经逐渐在经济学领域占上风了。如果印度能超越中国，不是因为印度做得好，而是因为中国做得差，中国理应在制度改革上做得更好。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