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分层与流动、贫困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著有《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等
王拓涵
清华大学博士后
本文首先梳理了社会学关于社会的概念及其内涵的基本论述,阐释了有关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同时,还针对实证研究中的社区案例分析了不同社区中涌现出的不同社会力量。本文建议充分调动社区居委会、工青妇、普通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议事委员会、市场中的社会力量、自发性的社会群体等七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使社会从被动社会变为主动社会。
尤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前农业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从大环境来说，我国农业受成本和价格的“双板”挤压的局面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当前调整目标与现实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从引导结构调整的手段来看，大都依靠财政补贴和价格补贴，调整途径单一；从财政支持结构调整来看，也存在项目分散问题，导致投入不少，效率低的问题。
成伯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领域:情感社会学,著有《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等
他们没有积极目标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怨恨批评”，并非真想消除不良现象，只是以此为借口，而且对于所抨击的状况的任何改善，不仅不能令人满意，反而只能导致不满，因为它们破坏了谩骂和否定所带来的不断高涨的快感。怨恨批评不会对内在价值和品质做出任何的肯定、赞赏和颂扬，仅是一味的否定、贬低和谴责。而这种怨恨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
崔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积极探索“以文‘化’人”的治理方式，就是以群众主体为核心，以多元组织参与为支撑，以培育正能量为根本，渐次调动群众的自觉、自动、自主意识，使群众逐渐从文化活动的“旁观者”向“参与者”直至“主导者”转变，不仅推动了文化繁荣，唤醒了群众的公共精神和民主意识，而且有效化解了群众内部矛盾，夯实了基层治理的社会根基。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公共外交、国际关系理论等,著有《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等
从文化软实力到中国模式软实力，软实力概念在中国已落地生根，深入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然而，不计其基督教背景和美国特色，泛泛而谈软实力，将越来越陷入软实力陷阱。中国软实力概念和理论必须超越特色—普世的悖论，不忘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之实，吸收外来——西方软实力之名，开创未来——包容性软实力体系。
王思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工作学家、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主编《社团的管理与能力建设》等
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表现出一定韧性,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嵌和相互依赖的角度看,经济韧性必须有社会韧性的支持。社会韧性是社会的结构性、各部分之间的连接性,是维系社会结构和发展的力量与特性。社会韧性通过社会信心、人们的生存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支持着经济韧性的发展。当然,社会韧性也会发生变化,亟待从包容性增长、加强社会投资、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加强社会心理建设等方面建构社会韧性。
张昊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苏联史、俄罗斯近现代史,著有《普京时代(2000-2008
等
每当俄罗斯处于社会大变革之际，东西之争就会凸显，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西方”和“东方”的选择。东西之争是俄罗斯人在帝国语境下形成的话语结构，作为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历史遗产，它也是沉重的思想包袱。俄罗斯要走出东西之争，首先须走出帝国。
陈景辉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实践理由与法律推理》等
必须去考量这样一个难题：当“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并不存在确切的科学结论时，法律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种法律对待的方式为什么是妥当的？
叶海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南亚编辑部主任、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领域:南亚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反恐怖及非传统安全研究,著有《巴基斯坦——纯洁的国度》等
本文在对2015年至2016上半年南海局势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回顾与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南海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以"黄岩岛事件"为标志的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演变成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围绕南海地区秩序制定与维护权展开的战略博弈，主要体现为以美国用军事手段贯彻自己"航行自由"和中国的反制措施之间的对抗性互动。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如何来解决经济政策的错位问题？第一是要发展出一种统合的、更趋平衡的经济政策思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如果整合得好，可以促成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既实现效率，也实现公平。第二是要强化政府的规制功能，政府通过规制而非直接的干预来促成平衡的产业政策。第三，鉴于中国是一个类似整个“欧洲”那样的庞大而差异性极大的经济体，可以容许不同省份施行不同的发展模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安全、中国对外安全政策、美国外交政策、亚太地区安全,著有]《美国军事制度变迁的逻辑》等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著有《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等
在漫长的思想史长河中，众多的思想家们对国际政治本质与国家行为准则的争论不断。围绕着“审慎”（prudence）这一概念进行的讨论就是其中难以绕开的议题之一，尤其涉及审慎的内涵，审慎与道德、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审慎与政治家的责任等问题。这些论争与交锋在激发、丰富伟大思想的同时，也加深了人类对政治本质的认识。
陈兴利
菲律宾华人、新加坡管理大学博士候选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杜特尔特在外交上的急转弯，是政治上的一场豪赌，在菲律宾国内精英阶层中具有相当争议性，他的外交政策存在“人亡政息”的潜在风险。他的对美态度在经济上也是一个冒险。菲律宾比索汇率在他发表反美言论下的疲弱，反映了市场对他外交政策的焦虑。他的成败不单影响菲律宾今后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中国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地位。
郎维伟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藏学研究
文晓波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生,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社会治理研究
费孝通致力于多学科视角研究民族，通过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调查，以及理解中国社会的民族现象，推动了中国民族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从历史、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呈现他的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揭示了中国民族和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为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延续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命脉指明了方向。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著有《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等
我在这里提出了有关大学使命的三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教育，什么是研究，如此之简单，却又如此之基本。但是，在当今中国，在这些涉及每一所大学的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还没有一致的认识。
刘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解决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难点问题，需从服务平台的搭建、购买主体的培育、购买机制的完善、评估监管的施行、专门领域立法等方面着手，建立以服务选择、信息发布、项目采购、监管评价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购买流程，以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性、可选择性和规范性。
袁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大变革时代的当今中国，虽不乏授之以科学家、艺术家称号的人，也不乏称国务活动家的人，而敢冠以思想家并能得到公众承认的，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在于思想仍被严密禁锢，缺乏一个健全的思想市场，仍然奉行“定于一尊”，现行体制还很难容忍新时代的老子、孔子、孟子出现。这样的局面绝非好事，若不尽快加以改观，长期迟疑下去，将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