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郝志东
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半年来，几波民族主义浪潮裹挟世界，引发思想界的不同反应。民族主义在英美和中国的勃兴有何不同之处？
何帆
财新智库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
汉代出现精耕细作、重商的小农经济，这一转型肇始于政策的剧烈冲击，也是独有资源禀赋条件下最优选择。
卢护锋
法学博士、广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行政决策在现代行政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行政决策行为与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概念行政法学之间的不相容性，使得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出现了理论上和制度上的障碍。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等
自从作为他者的西方进入中国视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便具有了复杂的内涵，乃至于今日更是要走向所谓“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由此，“从周边看中国”必将会展示出尤其丰富的可能性，对于我们重新认知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而言，成为一项必要的智识作业。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等,著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等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它要求推进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多元化，其中首要的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是什么问题。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产业政策，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并不是产业政策带来的。我们过去的经验很简单，是政府帮着企业开疆拓土，政府帮着企业培育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地方政府建了工业园区，平整了土地，大量的地方政府并不是选企业家，而是挑选成功的企业家，选的成功者，只要你有本事，不管你是马云，还是李彦宏，地方政府一定大幅度支持你。但是你没钱的时候，没人帮你，这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成功的基本的经验。政府跟企业家一块使劲，而不是中国去选产业，这不是产业政策。
冯俏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一个需要被重新定义的世界。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新产业、新商业、新模式不断涌现，新经济正在形成，正在为中国经济打开广阔的成长空间。我们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创新政府监管模式，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原理和方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等,著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等
依规治党所运用的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这个“严”，既体现在党的各种规章制度内容上，也体现在要求党员更加模范遵守国家法律上。依法治国所运用的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具有基础性作用，全体公民必须遵守法律规定，不允许存在有法外特权的特殊党员。
金相淳
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统一部海外教育委员兼北京协议会会长、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凤凰卫视国际嘉宾
据韩国宪法规定：“除非犯内乱或外患罪，总统可享不受罚特权”。也就是说朴槿惠除非自己愿意，否则是不会因舆论或反对党的要求而下台的。虽然如此，如若她对“亲信干政”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到她在剩下一年四个多月的总统任期中的统治力量，还有可能赔上她的政治前途，她也可能成为韩国历史上“最无能无力”的总统。
李悦田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府与农村基层治理
乡约于北宋神宗时由“蓝田四吕”所创立，明代得到中央政权的支持得以大力推行，同乡贤文化很好地结合，在历史上为巩固乡村治理秩序、维护乡村精神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为了更好实现基层治理，重塑“新乡贤”的主张被提起和热议。“新乡贤”是否能够重新同乡约进行有益结合，使乡村走出传统失序和精神荒芜的困境，是本文想要探讨的内容。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理论、制度经济学、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著有《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等
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良好的制度基础，以及慎用但正确的产业政策的共同支撑。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认为只要靠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而没有制度变革就可以安然无恙，抑或是市场自然就搞定了，甚至认为这三种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样的认识对于处在关键节点上的中国经济是危险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中美关系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在“战略隧道”中不断磕磕碰碰的同时，有迹象显示，两国似乎也踏上形成新的战略均衡的进程。两国关系虽然持续紧张，但是始终并未“破局”，也远好于美俄关系。对台军售、南海、网络等重大议题一个也未彻底解决，但是一些议题先后趋于稳定或者降温。
刘晓
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副教授
如何处理并应对工业4.0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新一轮矛盾，牢牢把握工业4.0对职业教育人才需求的脉搏，通过新渠道、新途径实现新的就业增长与结构优化，成为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和关键发展方向。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等
同样的全球化，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不同呢？如果要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得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这与很多国家在开放进程中失去自我，结果国家经济命脉被海外跨国公司控制，百姓的财富甚至被西方金融大鳄洗劫一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外交,著有《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扩张》等
“人民币能否在未来激烈的国际货币竞争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稳定份额，还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法治水平、政治稳定程度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等多种因素。”
贺军
安邦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公共政策以及能源产业
总体来看，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保持了稳定，但民间投资放缓和外商投资增速大幅下降，显示出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仍然不足。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促进民间投资，也是未来经济政策需要着力的方向。如果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问题不大，未来政策的重心将在稳增长基础上，更多关注降杠杆等防风险措施。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