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湘林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新精英政策要求的革命化（政治标准）、年轻化（年龄标准）、知识化（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和专业化（职业标准）改变了过去单一政治标准的精英准入规则，但政治标准仍然是首要的。
田丰
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中国“互联网+养老”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并非市场没有发现商机，而是先天不足和后天缺位。所谓先天不足体现在互联网企业对老年人的需求变化了解不足，以致无法科学、清晰地分析老年人实际需求与网络使用能力之间的差距；所谓后天缺位是指政府对养老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未充分跟随互联网的发展而转变，以致缺乏能够共享的社区养老资源支持“互联网+养老”。
张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应用微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经济思想史
理论上讲，对于主要靠社保缴费融资的城职保板块，采取累进缴费率应能够缓解反向再分配程度，但在我国目前的社保审计制度下，恐怕很难保证其实施。要从根本上避免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整个社会保障的反向再分配，必须使整个税收体制从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并且逐步开征具有累进性质的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这是通过财税途径抑制贫富差距的必要条件。
亚当·瓦林斯基
肯尼迪执政期间曾在美国司法部工作,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立法助理和演讲稿撰写人
川普显示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特政治勇气的男子汉。愿意抵抗歇斯底里的华盛顿战争鹰派，建制派和主流媒体。他们每天就是把川普说成是反美国的，只因他敢于说出他不同于他们单一的狂热的战争倾向的观点和意见。
郭琼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中亚研究所副教授
王程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杨谨硕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学生
文章认为中国在中亚的规范性权力可以概括为三条权力规范:和平共处的独立主权、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求同存异的和谐世界。从发展成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成功实践的"上海精神"，再到正在形成的"丝路精神"，集中体现并构成了中国在中亚地区发挥影响力的规范性权力谱系。
谢瑾岚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科院系统要以内生动力助推新型智库建设，需创新五大体系，即创新内部治理体系、创新科学研究体系、创新评价考核体系、创新咨询服务体系、创新科辅支撑体系。
李卓
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
乡约虽与现代协商民主有契合之处，但既非完全的协商，亦非现代意义的民主。在重视乡约优秀成分的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其历史局限性。挖掘乡约制度与协商民主相契合的理论和历史资源，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弘扬乡约的精华，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社会和谐。
郑先武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区域主义和区域间主义理论与实证等,著有《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等
李峰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微区域是全球化、新区域主义与跨境联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建构了以次国家层次为基本单元、以跨境联系为基础的区域互动新层次。当前重跨境经济合作、轻跨境安全合作的现状会致使经济合作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进而会导致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负相关。
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伦理学、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
后发国家应当在追求民族国家利益的同时，捍卫人类整体利益，使自身发展不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把追求民族国家和人类的整体利益作为生态文明的道德追求，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应当起到引导人们实践行为的境界论的作用。总的看，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是以实现“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作为发展观和境界论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
李国峰
上海交通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韩国籍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中韩青年道德教育比较研究、中韩政治思想比较研究、韩国生命伦理哲学,著有《(中文版
化道德教育——荀子性恶论与和谐社会关系研究》等
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涉嫌介入MIR文化财团、K体育财团创立并获私利而遭检方调查，且又曝出“崔顺实干政”丑闻，朴槿惠不得不亲自出面道歉。MIR文化财团、K体育财团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以三星、现代为代表的韩国财阀与政坛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韩国民众对财阀为何又爱恨交加？
陈刚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比较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中外政治制度
得益于众多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和较为宽松的环境，同时又伴随着政治家的期许和支持，台湾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最近20至30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遍及比较政治和政治制度通论、区域政治研究和国别政治研究各领域。从研究的问题看，台湾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者最为关注、研究最多和成果最集中的有五大问题。
刘正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会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信访治理领域乱相丛生，广受社会诟病并引发了关于信访存废的持续论争。其实，由于对社会问题的吸附，信访所呈现的乃是整个制度体系的治理焦虑，它制度化地减缓了社会矛盾的巨大冲量，承受了整个社会治理低效和失灵的代价。而应对治理困境，需要重温和反思信访原初的设计理念，尤其是在信访的政治、法治、治理等原则中形成新的共识。
刘国恩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健康与发展经济学、国家医疗体制改革、药物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发言中讲得很清楚：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为什么健康中国要成为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建设中一个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这与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当前的环境、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大健康产业本身的规律都很有关系。
赵月枝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
吴畅畅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构离不开以下三个因素的良性互动：日益分化和重组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左翼知识分子之工人阶级的有机性以及两者共同形成的持久而动态的传播行动和文化运动、执政党对工人这一自己“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的认同及其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政治意志。
连朝毅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方面，当代治理理论要走出以市民社会为根本取向的研究路径；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共治并不意味着国家权能式微。另一方面，要认清西方治理话语因受制于资本主义结构而存在的阐释局限；事实上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克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发展出一种国家与社会呈现良性互动状态的新型治理模式。
陆旸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中国从二元经济结构进入到新古典经济发展时期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因此，通过改革和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实际上，与各种试图增加要素投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措施相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将是显著且可持续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