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
美国国内秩序重建的步伐和质量，将会影响其对自身在新国际秩序建设中作用的定位，而国际行为的全球结果反过来又会影响前者的进程轨迹，美国新总统的任期就将在这两大相互联系的难题中开始。
里卡多·杜谢恩
加拿大历史社会学家,新不伦瑞克大学教授
蔡华旗 译
欧洲是如何使第三世界发展滞后的，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人对其它国家的贫穷有负罪感，尽管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其技术的传播，欧洲之外任何地方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丹·斯雷特
著名青年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跃然
政治改革要想发生，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让政府和其他掌握资源的利益相关方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民主制度能比威权制度更有效地维持稳定。
李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我经常讲，一个社会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如果说概括得好的话，那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段话。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集体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可惜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实在是很少政治制度能够达到的。我现在讲共和理念，实在是希望能够均衡多重因素，实现这样的局面。
周良书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只有不断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才能在全党乃至全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从美国民众现在的态度来观察，他们并不认为美国的宪政出现了问题。他们主要认为是现存制度和既得利益不够开放，资本完全把权力给垄断了。这需要我们反思。一方面是大众民主，是一人一票。那么，为什么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政客还是会脱离社会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刘少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其主要内容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变。作为经济体制乃至整个体制世界的社会基础，是稳定地延续着传统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没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转变，而且还以其中的原初价值深层次地影响着人们在体制世界中的思维与行为。生活世界既是体制世界的社会基础，也是体制世界的精神基础，当经济体制与生活世界发生分离式变迁时，则表明变化了的经济体制既缺失社会基础也缺失精神基础，当前很多严重的社会矛盾都可以在这种缺失中找到原因。
黄彦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
特朗普本人成为美国总统是历史的偶然的话，那么特朗普式不讲政治正确的局外人成为民望的代表，绝对是历史的必然。特朗普的出现应该跟这十几年来在世界经济和各国政治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联系起来看：中国在世界经贸体系中的迅速崛起，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多年的欧债危机，欧洲各国右翼胜利，以及最近的英国脱欧公投和土耳其未遂的政变等。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处在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期，人们常常运用“政治尺度”、“经济尺度”、“文化尺度”等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但唯独缺少“教育尺度”。在当下，时代特质和面临的诸多问题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与教育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日益突出且愈发不可替代。为此，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一把教育的尺度来衡量，并作为判断当前社会发展状态的基本标尺之一。
郑先武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区域主义和区域间主义理论与实证等,著有《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等
本文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在解读亚洲区域安全合作实践进程中所积累的“亚洲经验”的基础上，剖析“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的经验和规范基础及“一轴两翼多节点”的现实路径，并将中国置于这一区域合作实践进程，阐明区域安全合作中的“中国经验”及其在“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中的关键作用。
朱杰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竞争性多边主义是当前国际机制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金砖银行实现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属于“补充性国际机制竞争”。而要帮助金砖国家实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愿景，金砖银行需要在累积发展中国家关于国际发展的新知识、制约发达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克服新兴经济体“集体行动难题”方面克服三大改革困境。
张旭昆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宁波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著有《思想市场——分析经济学说演化的一个模式》等
谨慎稳妥地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尽最大努力同时发挥纯粹私有民营企业、纯粹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各自的优势，有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乃至一国的兴盛。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著有《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等
全球治理的兴起，既表明人类对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觉醒，也表明人类为追求文明和谐与普遍繁荣所做的努力。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旦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得到了切实的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会随之而得到切实的维护和增进。因此，追求全球善治，不仅是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民族国家的公共利益。实现全球善治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互信。
任雪丽
Shelley Rigger,戴维森学院教育政策所副主任兼中国研究院东亚政治学荣誉教授
蔡英文选择在其当选以来最重要的演讲中提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行为引人深思。如果蔡英文的目标是帮助台湾追求合法的独立地位，那么她完全无需以开篇的名义援引一条将大陆与台湾定义为同一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岸关系提供理论基础的条例。
对于两岸关系而言，“黄金时代”可能并不完全属实，但一扇通往充满希望而不乏务实态度的白银时代的大门已经打开。
史志钦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负责中欧关系及欧洲研究的学术项目
未来的中美英关系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在经济与贸易关系中英国继续同中国密切合作，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依赖美国、强化已有的英美特殊关系。在经济贸易方面，由于局势不稳，未来英国对中资企业投资的吸引力也会下降。英国退出欧盟，伦敦作为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已经面临挑战，这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走出去”会有所影响。英国脱欧不仅导致英镑持续下跌，而且也威胁到欧元区的稳定，这对中国致力于货币储存多元化的战略也形成一定的冲击。不过，脱欧的英国更容易率先与中国就自由贸易达成协议，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做出此前欧盟不愿意做出的妥协。
在中欧关系上，当欧洲的全球性影响下降，中国的相对重要性增强，形成中美两强间的新两极世界。若市场对英镑及欧元失去的信心不再回升，此消彼长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及话语权则会加强。总体而言，英国脱离欧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伙伴关系上都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冲击，但这种冲击的负面因素并不足以影响大局。
王旭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有效地防范公民参与行政的风险，需要在理论上建立公共领域的协商民主逻辑作为其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建构包括法律保留、正当程序、透明度和问责制为核心的规则体系，避免“劣质的参与”，真正实现合法行政与良好行政的双重现代性目标。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