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研究领域:贫困地区发展,著有《中国边缘地带的经济增长》等
我们这次提三产融合，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农民的问题，解决农产品的安全问题。我们这次融合的主体，大家更加关注的是企业，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更多关注农民和合作社。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融合的平台应该更多的是农户，是合作社。
Nicholas R. Lardy
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近期服务业活动相对强劲的扩张和工业产出增长的放缓， 反映出中国新增长模式的形成。虽然很难确定向新增长模式的转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周期性因素驱动，又在多大程度上由结构性因素驱动，但作者认为，后者重要得多，因此这种初步转型很可能持续并深化。
张英洪
中国知名“三农”学者,北京农研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刘妮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长期以来,北京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的地区之一。现在,北京也是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经过长期的严格执行后,都可能产生新的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与完善。
张超雄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
本文通过对陕西白水县“社区发展基金”项目的分析，探讨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金融的“共有金融”。其核心是以大家的共有之钱公平地为其中的每个人生钱。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共有产权。在共有产权之下，没有利益追逐和资本剥削，是一种共有与个人所有的结合，它为马克思提出的“共同占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实例。第二，共同的伦理和情感。这些包括基于拥有感的在认知和心理层面的主体建设，以及基于熟人社会中亲情的社会伦理。第三，平等主义的需求共同体。其平等主义体现在一系列的民主协商、监督和分配机制中。此外，成员彼此需求的这个共同体摆脱了“欠”与“还”的债务观念，转向了一种互惠的共生观念。
巴里•埃森格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短期内将支撑美元，但长期而言将损害美元。如果市场是短视的，那么眼下美元将继续升值。但如果投资者展望更遥远的未来，这一时刻将相对短暂。
张立伟
资深媒体人,经济观察人士
中国面临类似问题：经济增长停滞和因贫富分化而日益增加的不满，这种环境往往导致民粹主义崛起。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讲席教授兼院长,研究领域: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著有《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等
最近，围绕产业政策和行政权力的功过得失，在当今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张维迎之间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引起了各界关注。自从2010年中国通过发展经济学上的所谓刘易斯拐点，从此“人口红利”渐次趋近枯竭，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提高生产效与附加价值率就成为整个社会的头等大事。如果不改变产业政策主导、政府借助各种操作杠杆左右企业经营活动的既有模式，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社会福利也无法保障。
孔鹏
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副研究员
目前在缅甸形成了实际上的“二元权力结构”，未来三至五年，在民意不出现重大转变的情况下，军队不会与民盟撕破脸皮或者武力推翻缅甸现政府，军队与民盟将维持“竞争性合作”的态势，指望缅军在短期内彻底回归军营是不现实的。每一颗子弹都有自己的归宿，但是军队在缅甸政治发展历史中的归宿，目前还无法判断。
李敦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研究领域:战后朝鲜半岛问题
从竞选中透出的外交理念来看，特朗普宣扬美国至上主义和孤立主义，他有可能更突出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外交的重点有可能从地缘政治博弈向经济利益冲突偏移，在战略方面不会像希拉里和奥巴马那样着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所以，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内的亚太地区的一些热点问题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温和缓解。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研究领域: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著有《法律、习俗、与 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等
本文从“正义体系”的整体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今的非正式（民间）正义体系和正式（国家机构）正义体系，特别强调民事正义体系和刑事正义体系的相互依赖、交搭和互动。然后，将其与“世界正义工程”（WJP）的“法治指数”所采用的框架相对比，借此论证古今“中华法系”与现代西方法律的异同，以及中国的调解体系与西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差异。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西方法哲学、宪政理论和儒家人文主义与法学等,著有《监狱学》等
所谓的“国际民主治理”或者“全球民主运动”，实为对于国内民主政治的泛化，也是基于内政治理的民主化而油然不能自已生发出来的对于国际体系的美好憧憬。可我们知道，国际体系是丛林社会，一个自助体的秩序，也正是因为是丛林社会，所以要求施行全球治理。它可能是霸权秩序，也可能是帝国秩序，剩下的才可能是康德秩序。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
目前对互联网金融的评价出现两极分化。正面的评价是，互联网金融会颠覆传统金融，未来就是互联网金融的时代。负面的评价是，互联网金融在中国之所以能发展无非就是监管套利，比如很多曾经红红火火的P2P到最后瞬间消失。孰是孰非，本期展现的是一位学者对这个行业的深入观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随着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技能要求的日益提高，接受教育水平低者往往容易成为“尼特族”。“尼特族”是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主要在发达国家和经济高增长、生活品质高的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阶层中产生。
夏庆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应用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收入分配及贫困问题研究
特朗普现象对中国的核心警示是什么呢？最核心的警示是：在制定和贯彻国家经济社会政策过程中，要让中下收入群体有充分的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保证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外，还需要让中下层收入群体有稳定的工作和有序增长的收入。特朗普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华司法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法律史,著有《20世纪日本法学》等
宋宇宁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小康社会建成的标志不但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国防和国民素质等方面得到明显的发展和进步，而且还必须包含法治社会是否初步建成。完备的法律体系、成熟的法治政府、司法独立与公正得到制度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以及国民法律素养的提升，这些因素都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全面建设法治社会，可能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努力，而作为第一步阶段的任务， 初步建成法治社会，则是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可以实现的目标。
曾可昕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张小蒂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经济发展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国际商务,著有《浙江省“十五”至二0一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前瞻》等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增进正成为新的重要动力源。通过剖析资本市场对这一“增进”的激励机理，并作实证分析后发现：提升股市对上市企业一揽子要素的估值与企业家努力经营后所获业绩的吻合度是对“增进”正面激励的关键，而由股市体制缺陷引致的“估值扭曲”则是对“增进”负面抑制的症结。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