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程雪阳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
要真正避免类似于贾敬龙案的再次发生，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说，我们就应当加强农村财产制度和治理结构的“供给侧改革”。具体来说，一方面可以以城市的土地和房产制度为参照，尽快在农村建立现代化的财产／不动产权利体系；另一方面，则要着力研究如何在新的社会治理结构下，通过制度建构来弱化乃至消除“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趋势。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明清农民战争、明清经济、古代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著有《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等
我们中国单纯从人口和面积上来讲，都不会输给其他国家，但是我们没有进入大国行列。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很低的，被称为“东亚病夫”。因此，那个时候有人就说，大国还不够，重要的是强国。强国，通俗地讲，是指作战很厉害，有大片的势力范围。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崛起”，并不单纯指这个意义上的大国。
陈锡文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领域:农业经济
中国粮食生产中，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对应的问题，总体上成本过高缺乏价格竞争力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如果不改变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产得出来卖不出去的现象。正因如此，中央才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张翔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宪法学、基本权利、宪法解释和宪法学方法论
当出现了将宪法当作法律去解释和适用的需要的时候，作为一种法律职业叙事的宪法学就展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而当这种法学的逻辑自足发展到刚愎乃至颟顸的时候，社会科学对于法学的“祛魅”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这种“祛魅”毕竟不会消解作为法学的宪法学的意义，因为宪法解释和适用的任务是现实的。
张志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基本概念、法治与公共政策、司法原理和制度,著有《法律解释操作分析》等
尽管本文刊发于20年前，但对中国法律解释体制问题的描述、分析与探索，在今天看来依旧极具穿透力，体现出张志铭教授一贯的学术风格。本文不但能在制度实践的意义上为改革决策者提供智识参考，更是为中国问题的法学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
任进
法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要求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等问题，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刘先春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
柳宝军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党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角色和主导力量，必然要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常态，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率先走在时代前列，自觉实现自身思想理念、体制机制、运作方式等现代化转型，推动政党自身角色不断现代化、理性化、规范化，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提供政治保证。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地方治理问题表现在各个方面，但主要为两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内部运作出现很大问题，主要是政府和官员普遍不作为，明明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谁也没有动力，谁也不想承担哪怕是微小的责任。第二，政府和社会的矛盾深化、激化，甚至加剧。社会矛盾的存在已经是客观事实。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研究领域:贫困地区发展,著有《中国边缘地带的经济增长》等
总体来看，“三权分置”改革的出发点及目的，在于“三个顺应”，即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顺应促进土地流转集中、逐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趋势，顺应扩大农村有效抵押物范围、缓解农业贷款难的需要。
王建国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不高，之所以出现质量和数量不协调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传统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这就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提高质量，重构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着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1亿人”进城问题。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在崇尚民主的时代，如何让制度安排者总是全体社会成员或他们的真正代表，如何让制度安排者的制度意图总能真正体现的是全体成员的共同目的，乃是决定制度制定和制度演变之结果是好是坏的头等大事。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国际自由主义者常把上述人士的主张冠名以“部落主义（Tribalism）”；因为他们的主张若是贯彻下去，往往导致连“国家”都不可依赖，如果这个国家太大、包含有太多的族裔群体的话。最后可以依赖的，只是你天天直接交往的小部落、直至你自己所属的唯一小族裔。本土保守主义反扑国际自由主义到这个地步，也堪称是物极必反了。
何秀荣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领域: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著有《中国农村政策要览》等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扩大农场规模，就应以目标实现效果来准绳，选择权在农民，或说起决定作用的是符合时空条件的“市场”，否则替代农民的做法会欲速而不达，重要的是需要让人们看到不同形式的利弊之处及其适用时空，要让人们看到不同形式下的阶段性和可持续性。
福山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FSI]高级研究员
美国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阶级，欧洲各地的左翼也犯下同样的错误。二十年前，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就已经同全球化和解了，和解的表现就是布莱尔中间路线，以及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的社会民主党在本世纪头十年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鲍盛刚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或发展后国家如何避免产业空洞化，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转型，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是发展后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同时也是中国目前应该考虑的问题。而一味将问题归于经济全球化，无异于开错药方，吃错药，病情不会好转，而是会越来越严重。
蒋德海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
成本是经济学的概念，人类的经济活动要讲成本。但经济学的成本原则不能无原则地扩展和推广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政治活动的首要原则是正义，人类社会为了追求进步，有时不但不能讲成本，甚至还要不惜一切代价。经济学的成本是可以选择的，而民主的成本却无法选择，民主博弈的结果往往不可预见。民主的进程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减少民主进程中的阵痛和动荡，不是用民主的成本遏制人们的民主参与，而是要正视民主成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广泛促进人民自由而平等的参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如正义、自由、法治与和谐，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产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