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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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把制度和道德以及人割裂开来，有制度环境的原因：一些不良制度的存在，误导了人们的看法。但更主要的源自内因，即本体论上的局限：我们对人的理解及其预见性的假定。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揭示法治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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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应奎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田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本科生
我国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非常复杂，既有合理、适度的理由，又有非理、过度的根源，为此必须理性客观、全面系统地看待。尤其要充分认识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非正义原因，特别是权力腐败等恶行根源，高度重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极端危害性，努力提升缩小贫富差距的国家战略意识，破除对“贫富两极分化”的认识误区。如果任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持续加剧，未来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将更加巨大，问题将更加严重和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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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今天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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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
西南政法大学制度经济研究员
中国围墙意识强烈的深层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饱受人多地少、土地（耕地）严重匮乏的困扰，对土地资源的节约或珍惜意识比西方强得多，这使国人有一种对土地资源的强烈争夺和占有意识，这种意识就转变为围墙意识，只有把属于自己的土地用围墙围占起来，才能满足自己对土地的占有欲，防止别人争夺和占有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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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助理研究员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处理好六个关系问题：一是监管责任与能力匹配。二是行政行为与考核激励。三是协同并行与责任划分。四是利益剥离与能力提升。五是服务转移与政府购买。六是权力依附与平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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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Fu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访问学者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众所周知，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层出不穷。同时，中国的GDP增速正从历史高点回落，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型模式转型势在必行。减少违反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使食品供应链更加透明、以及保证产品质量可追踪性，将在长时间内使消费者重拾对食品供应、以及对生产者和监管者的信心。这对中国构建强健的消费驱动型经济来说至关重要，从长远来看，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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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访问学者
乔尔•巴卡勒
前沿战略集团主管
中国的海外商业活动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国内经济面临大量挑战，GDP增速预计放缓至6.5%，内需下降和工业利润缩减，更别提还有工业产能过剩。作者认为，2016年将不会是大家意料中的创纪录年，而且在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长期的并购玩家之前，中国的海外并购数据也可能出现下降。由于如今仅凭开出最大额支票已不能保证成功签署协议，中国公司将需要适应这一事实，因此中企海外并购活动可能出现调整。尽管投资资本当然会有所帮助，但高管们将需要能够回答关于资金来源、公司所有人以及在现有业务结构下如何管理新收购业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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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琳
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中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还不足以解除中国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中国食品安全管理者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国内食品行业仍旧条块分割，且拥有众多小企业。新规制定了更高的管理要求和审查措施，这会提高生产成本，并有可能导致产业整合。食品安全挑战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因此中国可以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警惕的消费者将继续要求更高质量和更易追踪的食品，这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他们实施更为严格的标准，同时，也为积极进取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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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宁
布鲁金斯学会成员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提供医疗保险会鼓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保险降低其经济成本。作者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证明事实有可能正好相反，因为医疗保障让长寿的经济成本更低（未来更美好），民众有了更多健康生活延年益寿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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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al Kirişci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土耳其项目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陆克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访问学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在中国和中亚之间建立一条推动经济合作的“新丝绸之路”的倡议。一方是自信满满且镇定自若的中国，另一方则是野心勃勃却力不从心的俄罗斯。中国针对地广人稀的中亚地区的倡议却让长久以来掌控该地区局势的俄罗斯深感不安。这场“大国博弈”不同于19世纪的争夺（译者注：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将只存在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这会符合西方国家和哈萨克斯坦的利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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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王广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性问题和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以及内在变动规律,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应从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逐步走向稳定人口和静止人口的人口年龄结构,最终实现总人口的缓慢下降。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效应释放、生育意愿不高的情况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出生人口的快速衰减。因此,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仍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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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
传统中华法系一贯结合非正式的社会调解制度与正式的法庭断案两大系统，缺一不可理解。同时，长期以来中华法系一直都是一个紧密结合“政”与“法”的体系，同样缺一不可理解。中国正义体系整体的法理与现代西方的法理确实有一定的不同。但这不是一个落后的“前现代”VS. 先进的“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华法系”在“现代化”变迁中需要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道路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中国VS. 西方、实质VS. 形式、非理性VS. 理性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取长补短、协调磨合，并由此创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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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研究领域:大国崛起、国际形势发展、中国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古代政治外交思想,著有《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等
采访:山田周平
《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总局
他不想承担当世界警察的责任，但是不想放弃当世界警察的权利，这是相互矛盾的。结果是该承担的责任不做，就会带来麻烦，然而又不放弃权利，就会带来冲突。在特朗普执政后，世界将会有更多的冲突而不会减少。所以，他的政策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冲突，有的是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有的是特朗普不承担责任带来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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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世界地理与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地缘战略
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剧烈变动中，并对缅甸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及地缘脆弱性产生深刻影响。缅甸所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日益成为世界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博弈前沿和焦点。系统研究缅甸国家地缘脆弱性，对于中国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及周边地缘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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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
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著有《Making Order from Transnational Migration:Labor,Recruitment Agents and the State in Northeast China》等
与世界接轨、面对来自世界的挑战、参与世界竞争，成为不容质疑的目标，成为很多改革政策被合法化的基础。当然，对开放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自我的丧失。在世界意识强化的同时是强烈的国族（中国）意识。所谓“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等口号在文艺界甚至工商界都广泛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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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宇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
叶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方志权
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政策法规处处长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农业经营体系等重点领域改革的纵深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关键是要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利，目前试点地区在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权和收益权时已经进行了顺利而充分的探索，但有偿退出、继承、抵押、担保等其他几项权利该如何界定、赋予成为改革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