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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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
英国前驻古巴大使、波士顿大学弗雷德里克•帕迪全球问题研究院高级讲师
卡斯特罗去世后，别国不太可能再让古巴搭便车。古巴将失去吸引力，不得不学习用国际商业语言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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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特朗普“美国第一”的经济政策，面临的首要竞争者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他也很可能将中国视为第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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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愈演愈烈的行政化束缚了中国高校手脚，限制其健康发展。高校俨然成为中国各项改革事业中最难啃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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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大选为特朗普带来了更多观众、更大荣誉、个人满足感、宣泄话语霸权的沉醉感、挥洒个体意志的权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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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靖云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兼职硕士导师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核心价值，而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就必然要求遏制法官“一权独大”的局面，就必然要求司法裁决结果的形成是建立在不同的诉讼参与主体通过理性沟通从而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基于此，保障律师在司法程序中的充分的参与权、话语权，以实现与法官的“有效沟通”，就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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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拥军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法理学、法律文化学、司法学,著有《性权利与法律》等
纵观中国历史，贪赃枉法、贪污受贿、贪墨成风、贪官横行依然是传统官僚社会的常态，正像王亚南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的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究其原因就在于集权体制与官僚政治自身有许多自身无法克服和超越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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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云南大学特聘教授,著有《民族政治学》等
国家构建起来以后，不仅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也一直处于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并因此而形成了丰富的内涵和多重属性。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会将国家内涵和属性中的某些方面突出出来，并促成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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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宪法基础理论、比较宪法、行政法、地方制度,著有《宪法变迁论》等
囿于该制度在我国运行时间不长且欠缺有益经验，通过对实践中相关案例的分析，发现该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受案范围狭窄未达到公众对公益诉讼的期待，检察机关的特殊身份影响法院审判主导地位，缺乏检察机关承担败诉后果的规定，过高的胜诉率将增加滥诉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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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东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法哲学、社会-政治理论、法律社会学、法律文化,著有《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之间: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研究》等
如何对待本土化与科学化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政治学研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政治学科学化中不可避免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政治学研究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将是中国政治学科学化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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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著有《环境变化和权势转移:制度、博弈和应对》等
于宏源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低碳发达国家，要么是高碳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绝不会仅仅为了低碳而低碳。任何一个经济都不会因为依靠几个这样的名词而产生突飞猛进的变化。俄罗斯的失败是前车之鉴，中国要实现低碳目标还要面对很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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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贤明
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先进制造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
中国智能制造在中国制造2025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无论在长三角、珠三角，为了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提高质量，应对一些环境问题，招工难等等问题，企业数字化网络化制造——也就是“机器换人”正在成为趋势。不仅是沿海地区，我们看到了中部地区的企业也广泛的重视这一趋势，这将会对中国制造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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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领域:法律社会学方向、信访与社会治理
在中国的诸制度中，信访无疑最具亲民秉性，它是罕有的百姓可以触摸到的有温度的制度，比如李雪莲就见到了“中央首长”。也因此，信访资源更容易让李雪莲们这些“钉子户”们所把持和盘踞。信访制度的幽暗之处在于，激励李雪莲们生成的环境仍然存在，而一些社会思潮比如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潜滋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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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军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管体制不顺，主要表现为城管执法机构设置问题、城管执法事项范围问题、城管执法权运行问题。深入推进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指导意见》要求统筹解决好机构性质问题，具备条件的应纳入政府机构序列。城管执法机构综合设置，框定管理职能和划定执法职责，确定主管部门，实行大部门制。在这场城管执法体制改革中，要认真解决执法范围边界的问题，城管执法首尾一致的问题、集中执法便于服务的问题、令出统一的问题、基层执法消除两张皮现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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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建
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赖以建构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义务”逻辑，先验地接受了“知情权是人权”与“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是知情权实现的手段”的预设，混淆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作为政府治理相对方的“公民”，因而也混淆了有关宪法体制组织和运行的“人民——人大——政府”之主权逻辑与“政府——公民”之治理逻辑，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从宪法体制中割裂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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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央的介入是严格按照基本法授权及合法程序展开的，是对香港法治的补强和支持，是对特区管治机构依法治港的监督和激励。香港不能长期陷入基本法的“中期危机”，否则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就没有明天，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民主发展也没有未来。当然，释法不能取代香港日常法治和司法独立，香港管治如何渡尽劫波尚需要香港司法在法理学范式、裁判规范与司法责任伦理上的更新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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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德国洪堡大学法学博士
于是，个人在价值上优先于国家。国家只负责保护个人肉体，也只在肉体得享安全的意义上，个人服从国家的指令。除此之外，国家不能干涉个人想什么，不能评判个人说什么。从政教分离的原则中，衍生出个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结社自由。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